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创作能不能教？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

教创作靠“讲”不成。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

沈先生在课堂上会出两个题目。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也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有删改）

迁徙的树

贾志红

⑴下午炫目的阳光把一个热带海滨城市鲜亮亮地推送到我眼前。我眯着眼往广场外望，看见了一排树。我认识它们。这情形像在遥远的陌生之地的人流中意外看到一个熟人的身影晃过，诧异之后，眼神和心思便跟着那个身影去了别处。

⑵细长的叶子在午后明艳的太阳光下干净深绿，有蜡质的光芒。树叶有小波纹状的边儿，均匀细密。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树冠，树干直接披着满身的树叶，就那么锥子似的直挺挺指向天，而树叶稠密，层层叠叠把树干围得严严实实……

⑶没错，我的确认识它们。我首次见到这种树，是在印度洋的彼岸，距离此地五千多公里的印度。我一直记得印度小伙阿布说的话，他说，这是伟大的阿育王树，只有印度才有，只有印度的菩提迦耶才有。阿布当然是站在一排阿育王树下说这番话的，我也站在树下，正仰脸顺着树干往上看，发现阿育王树之所以没有树冠，并不是它没有树枝，而是它的枝丫向下生长，倒置的方向使得阿育王树像一座塔。两千多年前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阿育王，以护佛著称，他广建寺庙，推崇佛法。这外形如锥的树恰似佛教中的尖塔，便被广植于寺庙周围，并被命名为阿育王树，成为神圣的宗教植物。

⑷阿布，他在树名前冠之以伟大，语气崇敬自豪，表情庄重。他令我相信只有印度，只有印度的菩提迦耶才有阿育王树，这概念直到我离开印度都深信不疑。

⑸现在，在达累斯萨拉姆，大街小巷，处处我都能看到阿育王树，它几乎是这座非洲城市道路两侧的景观树。时而成排，时而单株，叶子油光水亮，热带的阳光和湿润的海洋，令这喜光喜湿的植物生机勃勃。

⑹在这座城市游走，我见到了另一种树，菩提树。无独有偶，它也和印度有关。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坐在树下，树冠形成的几百平方米的浓阴阻隔了炎炎烈日。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整个下午，沙沙声不绝于耳，宛如轻柔的述说。我又忆起了印度，菩提树在印度也是佛教圣树。在菩提迦耶的摩诃菩提寺，传说释迦摩尼修佛得道的那株菩提树下，我也是坐了很久，席地而坐，等待一片菩提叶或是一枚菩提果降落在我身上。自然降落在身上的叶或果，传说能带来福缘。我抬头望着菩提树，它的叶和果，都有纤细但强韧的茎，不轻易折断，不随便飘落。

⑺阿育王树和菩提树来自同一国度，又有着同样的寓意，虽然在这广袤的非洲，它们从佛坛上走了下来，进入凡俗，不再具有佛教意义，它们回到了树本身，还原了一棵植物本来的属性。但我还是习惯仰望它们。它们树形过于高大伟岸，令渺小的人生出距离之感，萦绕枝叶间的古老神秘气息又如自带的光芒，拒人千里。

⑻因工作的缘故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大街小巷穿行，我遇到很多树，除了阿育王树和菩提树，还有牙买加樱桃树、亚历山大椰子树以及在中国北方广泛种植的石榴树……

⑼看树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遐思而忘了自己身处何地，比如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印度人聚居区，我就忘记了自己身在非洲，那满街满巷的印度人令我疑似身处遥远的新德里或是瓦拉纳西。像远道迁徙而来的树一样，印度人是这个城市最多的外来族群。我在他们聚居的街区徜徉，印度神庙赫然耸立，戴着黄色花环的人在门口脱了鞋子神色肃穆地进去，店铺里出售印度风情的服饰，餐厅飘来咖喱的气味，印度女人们精致的纱丽在街巷闪现。在这个街区，有更多的阿育王树和菩提树，亲人一样，人和树互相依存。我在想，源于印度的阿育王树和菩提树，在达累斯萨拉姆如此之多，如此之繁茂，绝非仅仅是风、水，或者鸟儿的助力吧，终究，人，才是那更为重要的力量。

⑽植物的自我迁徙或许不像我此前以为的那样简单轻松。当气候变化、生存环境恶劣或相互竞争残酷，一些首先感知的植物就如率先觉醒的人一样。有一种叫作还魂草的植物，遇到大旱之年，濒临渴死的时候，它们能硬生生地把自己的根从土壤里挣脱出来，卷身成一个圆球，借助风力游走，直到遇到水源才恢复身形，扎下根，继续生长。疼痛、悲壮不亚于人类族群的迁徙。

⑾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印度人居住区游逛的那段时期，我正在读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我沉湎在洛伊构筑的令人不忍卒读的情节中，那印度式的、细致绵长的笔调将一个位于印度南部的家族故事写得泪斑斑血淋淋。印度社会中顽固的种姓等级制度毁灭人的爱情和生命。处于贱民阶层的维鲁沙无罪而被警察凌辱、毒打致死，目睹暴行的小兄妹因惊惧而出现幻觉，他们喃喃自语着，维鲁沙没有死，没有死，他逃到非洲去了，逃到非洲去了。

⑿逃到非洲来，渡过印度洋，这是一块新的大陆，没有种姓的标记。一百多年前印度的世袭阶级制度迫使成千上万的印度人离开祖国漂洋过海来到非洲谋求机遇，像一粒种子寻求发芽的机会，像一棵幼苗寻求平等的阳光、空气和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背井离乡的磨难换来如今商业阶层地位的稳固，现今印度人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富裕程度远超当地原居民，他们的财富在很多领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一棵树终于生了根，枝丫扩展，花叶繁茂。植物学上说植物长距离的向新环境迁移，本身也在不断演化，在新地区产生新的后代种群。非洲大地上的印度人，一百多年，三代人，他们的根已经深入这片大地，成为了非洲的一个民族。

（原文刊发于《散文》2019 年第3期，有删改）

再到凤凰山

陈忠实

凤凰城山水名扬天下，得益于作家沈从文。凡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不仅难以忘记湘西的山水韵味和民俗风情，而且同时种下有朝一日走一回湘西的欲念。凤凰城是湘西风景风情的代表性杰作，自然为首选之地。

大约十年前到凤凰城，看了山，看了水，看了沈从文先生的书屋和墓地，感触颇多，却不著一字，说来很简单，沈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把湘西的山光水色和风情灵气展示得淋漓尽致，至今都很难再读到那样耐得住咀嚼的文字，我便不敢贸然动笔了。这回又去湘西，再上凤凰山，不仅有沈先生文章里的景致为参照，而且还有第一次来凤凰城的印象作对比，我发觉变化真是太快了，也太大了。

我记得十年前进凤凰城时，要过一座桥，从桥上看下去，河水里浮游着几头水牛。水牛在河里懒洋洋地游着，露出硕大的头和头上的弯角，还有浅灰色的脊背。水色不清，浑而近浊，漂浮着有藤蔓的野草，据说是刚刚下过雨涨了水的缘故。这幕水牛戏水的景象就留在我这个北方人的记忆里。

这回一看见凤凰城，一看见那条河，自然不再陌生，却看不见水牛的姿容了。水变清了，大约没有落雨也就没有涨水，更看不见浮草；原先沙子泥土铺就的河岸，用水泥砌得整整齐齐，类似城市公园人工湖的堤岸了。我似乎隐隐生出某种缺失的惆怅。我又不敢说这种整修有什么不合适，却想着那泛着青草的泥岸伸展着的自然状态的曲线，再也不会出现了。

沈从文先生的旧居，十年前看了一回，这次来仍然想再看一回。我从东正街拐进中营巷，就感到拥挤和熙攘，拥挤着的男男女女，都是因观瞻一位作家的宅第的好奇心所驱使。而这位作家生前却是落寞的，尽管住在繁华的北京，活着时几乎是蛰伏隐居，即使在胡同里迎面撞怀，乃至不经意间头与头碰撞得起了疙瘩，却谁也认不出个沈从文来。

现在，先生早已弃居的老宅旧屋，却“下自成蹊”。据说一年四季都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旅游旺季就这么拥挤着。

旧居左卧室背后，有一方小小的火塘，上边吊着一只水壶，四周摆着几只小板凳。使我自然地生发最生动的联想，家人或朋友，围坐在火塘边，听燃烧的劈柴噼啪响着，水壶里的水咝咝咝响着，沏一碗热茶，或叙友情，或议家事，该是怎样一番惬意和快活。

沈先生的墓地在半山上，山不高，却很幽静，曲径盘绕，杂树蔽荫。突兀看到一块碑石，刻着手书字体：“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初看吓了一跳，碑题内容似乎太硬，一下子竟反应不及。细看副题为“悼念从文表叔”。立碑题字者为大名鼎鼎的黄永玉。便把太硬和突兀的感觉隐压下来，慢慢嚼磨，反复体味个中内涵。

沈先生的墓，是以一块巨大的石头为标志，据说重达五吨。上边刻着沈先生自己的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应该是先生一生的哲思概括，也是一种经历复杂曲折的人生历程之后的生命体验，只可领悟，不敢评说。

据说这石头是黄永玉先生亲自为其表叔选择采掘来的，我便钦佩这位画坛大师超凡脱俗的审美取向，真是一块再恰切不过的石头。想先生平生不声不响，似乎也不爱热闹，悄悄走出凤凰，死后又悄然归于凤凰，不料热闹发生在死后，拥挤了旧宅老屋，又川流不息、吵吵嚷嚷在坟头墓前，如果真有先生不死的幽灵，怎么承受得住……

我依着同行的朋友去河上乘一种专供游乐的小艇，河水清冽，暑气闷热暂得缓解。河边有人在洗衣淘米。女人洗着淘着，淘着洗着的还有男人。洗菜的男女似乎平平常常，洗衣的男女居然还用着棒槌。棒槌在石头上捶击衣服的响声听来悦耳，那是我自小在家门口的涝池边和灞河里听惯了的脆响乐声。

上岸后沿河边的小路走，不时有人拉着小车擦身而过，车上绷一顶遮阳的花布，车内置一张躺椅。花了几块钱的人坐在躺椅上。挣了几块钱的人拉着车子在小巷和河边跑着，供花了几块钱的人观光赏景。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关系，容不得多愁善感者说三道四。我看着觉得有点扎眼的，是一位坐在躺椅上的人的姿势，手里夹一支正燃着的纸烟，两条腿以八字撇开，搭在车子的两边，旁观者入目颇觉不雅。

沈先生如果活着，今日的凤凰在他的笔下，会是怎样一番景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