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举行之际，一段视频在网上刷屏。长安街上，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四位抗疫英雄乘坐礼宾车，在国宾护卫队的护卫下前往人民大会堂。网友纷纷留言：最高礼遇！以国之名，致敬！国家表彰的，是一种悬壶济世、舍己为人的责任担当；人们致敬的，是一种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②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铿锵有力：“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③推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作为一种难以预知的天灾，新冠病毒让人类措手不及。与这个“新型的未知病毒”作斗争，难度堪称前所未有：如何在对病毒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时候开展防控？如何在人员大规模流动的春节假期阻断病毒？如何收治数目庞大的新冠肺炎患者？……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参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闭卷考试”。但超乎想象的困难，并没有压倒中国人民，反而激发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气神。伟大抗疫精神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战风斗雨凝结而成的，是无数人攻坚克难沉淀而来的。当一个人拥有了这样的精神，必将信心满怀、步履坚定；当一个国家拥有了这样的精神，必将众志成城、战无不胜。

④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最艰难的时刻，伟大抗疫精神汇聚起强大力量。这是一种面对困难时无所畏惧的信念。“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医疗队主动请战，誓言铿锵；“备战有我！冲锋有我！胜利有我！”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共产党员，决心坚定。这是一种经历风雨时勇往直前的行动。年逾八旬的钟南山院士挤上高铁餐车，星夜兼程，赶赴武汉；张定宇在自己身患渐冻症、妻子感染的情况下，仍战斗在与病毒斗争的第一线。这是一种战胜风险时守望相助的温情。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在疫情防控期间自发接送上下班的医务人员，并送上热腾腾的盒饭；一位“90后”项目工程师，瞒着父母奔赴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工作岗位，14亿人无所畏惧战病毒、齐心协力斗疫魔，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凭借这样的精神，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又有什么胜利不能赢取？

⑤惟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在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必胜、湖北必胜、中国必胜”的强音响彻中华大地，这是一个国家挺立于灾难的姿态，这是一个民族无惧于挑战的自信。现在，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还需要付出持续努力。从更大层面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当此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之际，最需要激发精神的力量、坚定必胜的信心，伟大抗疫精神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就是要激发起亿万人民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斗志，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为实现既定奋斗目标注入不竭动力。

⑥进入9月，武汉约140万名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开学，安静了许久的校园又重新响起“上课”“起立”“老师好”的声音。那个富有生机活力的武汉又回来了。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让顽强拼搏、不屈奋斗激荡在每个人心间，我们就一定能以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人民日报》2020年09月11日05版）

材料二：

汲取抗战精神的奋进力量

①“革命就像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胜利历史，追溯胜利根源，汲取众志成城、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奋进力量，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②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抵御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顽强抗争、浴血奋战，谱写了全体中华儿女尽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战场上较量的不仅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更有民族精神和国民意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一个个大义凛然的名字，一个个血染沙场的忠魂，永远为历史和后人所铭记。

③回望历史，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解民于倒悬，扶大厦之将倾，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让中国人民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了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

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抗战胜利75年来，从白手起家建设新中国，到实行伟大的改革开放，再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中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努力的结果。从抵御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抗击非典、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中华民族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荆棘坎坷，靠的就是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战先烈永远值得后人缅怀，抗战精神永远值得后世传承。

⑤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同心同德一戎衣”的情怀共同奋斗，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定能跨越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历史必将证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是不可阻挡的。”

（《人民日报》2020年09月11日04版，有改动）

材料一：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曾认为只有批判传统、打倒儒学，才能换来中国的浴火重生。但是，百年回首，人们发现国家富强初步实现之后，传统文化重新成为思考中国未来的最重要思想资源。立国之道，如果不注重历史则国家无根本，如果不注重传统文化则国家无灵魂。儒学不能仅仅作为修身养性的学问，而应该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其重要功能。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儒学不仅仅是文饰修辞的话语，而应该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落实其兴礼作教、抚民化俗的意义。在古代圣贤的理解中，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中国理想，并非止步于国富民强，更是塑造君子人格、浇铸文化内核。而且，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经典与历史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今天多元文明并呈的世界，“和而不同”的标准广为接受，儒家经典同样为思考现代国际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例如在国际关系中，从传统整体的“天下”主义角度，可以反思当今民族构成的“世界”理论；从“王道”的角度，可以反思当今时代以“霸道”为基础的国际格局，等等。

稳健的推动传统文化建设，激活儒学的旧基因，培植儒学的新生命，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既是铸就一个礼乐中国的基础。也关系着中国以怎样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一个古老而成熟的民族，必定要时时聆听这个民族的古圣先贤们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汲取经验与智慧，开创一个文质彬彬的礼乐中国。

（摘编自黄瑞临《铸就文质彬彬的礼乐中国》，《人民日报》）

材料二：

周人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开放姿态对上古尤其是晚商乐礼进行了兼容并蓄的吸收，并根据礼治需要，对前代乐礼进行整合与改造，在乐制，乐仪，乐义三方面形成了蔚然大观的周代乐礼。

首先，周代乐礼在乐制方面沿袭了夏商以前以青铜乐器区分等级的这一传统，并在宗法封建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等级制为核心的乐悬制度。《周礼·小胥》：“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自王至诸侯、大夫、士每一等级皆有与其社会身份相应的礼乐配置。尽管两周墓葬出土的乐悬组配与礼书记载的种类、编组、悬挂方式、社会等级匹配等方面有所不同，如关于士这一等级的礼乐配置，《周礼》认为其有特悬之制，而出土的三鼎或一鼎的士级别的大多数墓葬却无金石乐器随葬，表明士等级没有乐悬使用权，但是不同贵族的墓葬其乐礼器配置仍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化差异。以春秋时期为例，诸侯、卿、大夫三者之间的乐悬等级即以不同种类的乐器组合实现。如山东沂水莒国国君墓、河南叶县许灵公墓等春秋诸侯墓普遍随葬四种金石乐器组合且有建鼓相配。卿、大夫墓葬的乐礼器种类则随之等差式减少。所谓寓礼于器，礼之践履多以器为承载，层级化的乐礼器组配彰显了周代礼政合一体制下政治的等级性，也是周人对前代乐礼等级化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周代乐礼在乐仪方面沿袭了前代，并根据礼治需要构建了一套以五礼为依托的用乐仪式，成为周人体现亲亲尊尊观念和维护宗法封建等级制的重要形式。就乐仪内容而言，周人将黄帝以来历代之乐纳入乐礼体系，并对其进行了礼制化重构。《周礼·大司乐》主张“以乐舞教国子”，周人对前代之舞“分乐而序之”，根据祭祀对象适配不同乐舞，尊者用前代之乐，卑者用后代之乐，使前代舞乐与周代祭祀体系相融合的同时也实现了周人尊卑有序的国家治理需要。就乐仪形式而言，周人在商代乐礼基础上根据宗法封建政治的需要，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依托，通过乐的参与与否和参与方式，构建了等级有差的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士大夫的一套乐礼仪式。

最后，周代乐礼在乐义方面继续秉承历代所追求乐以和同的音乐政治理念，不仅为乐加入“德”的属性，而且将乐义提炼升华成具有原创价值的乐理论。其中，周人提出“德音”之说就是其不同于商代乐义的一大创举。在周人的礼乐体认中，音乐本身和谐是其应有之义，但基于乐治的乐还应当具备教化功能，所谓“乐以耀德”“德音不愆，以合神人”“以来远人”，随金石乐器演播的大多数雅诗、颂诗也正是在颂德这一政治需求下产生的。另一方面，周人对德音这一乐礼总义不断充实并丰富其理论内涵。自西周晚期的“和同之辨”开始，周人特别是东周诸子对乐礼的来源、特点、功能等进行了系统思考，最终形成《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等原创性乐理论成果。所以，自乐义言，周代乐礼可谓集三代之大成。

总之，从音乐考古多重资料看，夏商周乐礼的演进并非“剧变”，三代乐文化的承继发展既前后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特别是周代乐礼是基于宗法封建制的国家治理需要继承发展前代乐礼而成。

（摘编自谢乃和李韶华《从音乐考古看夏商周早期国家治理中的乐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