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行为方式的变换与思维方式的变换来形成信息，通过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来选择信息，并通过经验和能力等方式来贮存和传播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发展和完善各种形式的扩展耗散结构诸如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来形成信息，通过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来选择信息，并通过科学与技术等方式来贮存和传播信息。第三方面，劳动促进了手与脚的分工，使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劳动促进了语言的产生，加速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劳动促进了大脑和机体的进化，加速了信息的积累与处理。

人类劳动分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三种基本形式。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生理力劳动都可以凝聚一定的信息，因而都可以产生价值增值，其中生理力劳动凝聚的信息通常是以生理信息的形式凝聚于人的机体之中，主要表现为机体健康性、身体灵活性、感官灵敏性、环境适应性、思维创造性等方面的加强，有时也表现为缺陷器官的修复与强化、体液与组织的弥补和替代等。人类最早的信息也是全部来源于生物进化，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由于生物进化过程非常缓慢，它所产生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类劳动可以看作是信息的唯一来源。于是，“信息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就基本上等价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了。总之，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

（摘自百度百科《人类与劳动》—）

材料二：

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现象：新工人在机床上操作时，开始总是感到笨手笨脚的，心理很紧张，动作迟缓，废品率高，不安全性大，每天下班回家感觉很疲劳，身体许多部位感到疼痛。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以上现象逐渐减轻并消除。这种现象是由劳动熟练度的提高而产生的。以体力劳动为例，熟练劳动行为有两方面的特征：（1）与熟练劳动行为无关的多余动作逐渐减少，精神紧张性逐渐消失。例如，儿童初学写字时，常常是手指紧握笔杆，面部肌肉紧张，并且嘴唇噘起，眼睛歪斜，表现出一些多余动作和精神的紧张。（2）熟练劳动行为中各个具体动作之间在时间和空间排列上越来越紧凑，在功能特性上越来越协调一致，并具有越来越高的精确性和灵巧性。如优秀运动员的精彩表演、雕刻家的精美作品往往使人赞叹不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熟能生巧”。第一个特征标志着劳动者在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时所耗费的劳动量逐渐下降；第二个特征标志着劳动者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变时所完成的工作量逐渐增加。总之，劳动熟练度的提高可归纳为一个基本特征：工作量不变，劳动量下降。

由心理学可知，大脑皮层的机能系统性最主要的表现是动力定型，简称为动型，它是大脑对一定的刺激物系统所产生的反应系统。动型：就是以几个不同的条件刺激物(声音、光线等）按一定时间间隔和顺序组成为一个定型系统，对动物进行反复训练，动物就会逐渐形成一个跟各个刺激物的强弱、性质以及相互关系相对应的稳定的反应系统。在这个反应系统中，机体对前一个条件刺激物的反应变成了后一个反应的条件刺激物，各个刺激物只具有始动作用，而各个反应的性质由整个定型系统来决定。在动型的情况下，高级神经活动可免除一些不必要的或不重要的活动，用以保持神经系统的活动不受次要因素的干扰，以减少能量的耗费。动型在人的身上表现为巩固的、习惯了的行为动作、思维方式、情感 取向等。体力劳动熟练度的生理机制是：人通过对某些具体动作按照固定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进行多次反复练习，使其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动型，从而逐步实现这一行动的自动化，从而逐渐减少机体内部的物质与能量的耗费（即劳动量的耗费）。例如，工人在操作机器方面、运动员在体育项目方面的熟练都是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脑力劳动熟练度的生理机制与体力劳动熟练度的生理机制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发动型的一系列刺激信号均为第二信号系统，即语言与文字信号，具体表现为大脑神经系统中暂时神经联系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动型，从而逐步实现脑力思维“动作”的自动化。生理力劳动的熟练度的生理机制与体力劳动的熟练度的生理机制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发动型的一系列刺激信号为机体内部组织所发出的生物化学信号，而产生的反应是机体内部组织的生物化学变化。

由于动力定型的存在，每一个人对于任何劳动量或工作量所付出的劳动潜能都是一个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量。不过，对于确定的生产领域来说，同时存在着两种变化倾向：熟练化倾向和非熟练化倾向。熟练化倾向是指同一个人完成同一工作量所付出的劳动量，随着劳动时间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非熟练化倾向是指在确定的生产领域，由于劳动力的新老交替，劳动者平均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所付出的劳动量，随着劳动时间的增长而呈上升的趋势。当生产领域的熟练化进程与非熟练化进程大体均衡时，对于确定的工作任务，整个生产领域每个劳动者所付出的社会平均劳动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摘自百度百科《劳动熟练度》）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了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因此，瓷器的演变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与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向多元社会的转型同步。瓷器的演变与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对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如果说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明初是一个复兴传统的时代，其文化特征是回归传统，明初往往被认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则可以使人们对于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个新的认识。事实上，与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关，明代中国正是通过与海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青花瓷的两次外销高峰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一次在亚非掀起了中国风，第二次则兴起了欧美的中国风。可见，明代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动了中国瓷器从单色走向多彩的转型，青花瓷以独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例证。

（摘编自万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轨迹》）

20世纪以来，敦煌写本书迹打开了从普通书手角度考察唐代写本的窗口，虽然创造这批宝藏的书写者史籍无名,他们的作品却是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代作为我国书法史上的巅峰时期，亦是写本史上的极盛时期，这些默默无闻的书手对唐代书法特征的形成起着推助作用，他们是唐代书法最普通的实践者，也是唐代文化发展的有力参与者。

传统书法史的研究视角多聚焦于名家名作，对于普通书手虽有关注，但仅仅作为研究对象的附属看待。从书手角度来看，写本的实用性书写体现了唐代书法传播、消化、应用的过程，普通的书手群体在促进书法变革的过程中，潜在地成为各种书风的延续者、融合者和探索者。正如黄庭坚所评价的“观唐人断纸余墨，皆有妙处，故知翰墨之胜，不独在欧、虞、褚、薛也”。时代风格的形成显然不是仅靠少数的书法家，无数不知名的书手在其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推介作用。此外，宋代以降直至晚清的千余年间，世人大都凭借碑帖、刻本推究唐代楷书的笔法，而丰富多彩的书手写本，是铭刻楷书之外的另一种书法范式,更能体现唐代书法的特点，有利于全面了解唐代书法的真实状况。

唐代写本风格与“二王”系统一脉相承，大都以虞世南、褚遂良以及颜真卿为范本。欧阳询虽为“初唐四家”之一，但欧体风格在官方写经里几乎不见，反而多见于民间文学写经及其他实用文书中。上述书法面貌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艺文风尚密切相关。“南朝化”是唐代普遍性的发展趋势;从规整纯熟的经籍抄写到奇趣多样的日常应用，无不体现南北书风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建立在以南朝书风为主、以“二王”书法为宗的基础之上，书法取法对象、范本选择、书体应用、风格形成之于每个书手来说，都会折射出时代的具体影响。

从字体的角度来看，唐代写本字体粲然大备。包括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在内的所有形式，此外还有篆楷、隶楷、隶草等杂糅书体。写本字体的选择,因书写功用、场合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譬如，官写本要求较为严格,文献典籍、宗教经文写本多以虞、褚风貌的“官”为主;政府公文则多以怀仁《集王圣教序》为范本的行楷字体为主。民间写本在字体选择上较为自由，佛经写本中供养经以楷书居多,大量的日常用经以及文学写本、契卷、书信等字体多样，行草书居多。

以楷书为例，唐楷的成熟除体现在史上熟知的大家名品以外，大量写本尤其是官方写本更能从细微处逐步体现出其发展脉络。唐代书法承袭隋制，全面开启南北融合之势，唐代前期的官方楷书写本较前朝写本字形变扁为方，捺画、勾画由平出改为顿出。唐中后期写本明显字形方正且宽博,笔画的起收及转折处隶意全无，体现出成熟的楷书笔法。不同时期的书写变化反映出楷书的基本面貌及其演进大势。

综上所述，敦煌唐代写本书迹显示出书手群体内在的共通性、稳定性和个体差异性,这些“原生态”的记录抄写以墨迹的形式较碑刻铭石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唐代书法的原生状态。寻流溯源，思昔启今，唐代书手研究亦可为当下书法实践、书法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摘编自周侃《唐代写本书手及其书写价值---以敦煌唐代写本书迹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