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苞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地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

（节选自《乡土中国·文字下乡》，有删改）

材料二：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双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节选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三：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就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却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常用“阖第光临”，但是很少人能说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用字，“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指自己太太一个人。“家门”可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西洋的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我们的格局（实际上就是差序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节选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网络空间是将人群聚集起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更是年轻一代学习、娱乐和交往的平台，为保证网络空间的有序，制定和遵守相应的规则是必要的。不仅如此，网络空间还需要每个人对网上的其他人给予应有的尊重。简言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行为是由网民的观念意识引导的，而文明的网络行为是在一系列文明的观念意识支配下形成的。由于青年是网民的主体，其网络行为对网络空间的文明状况有极大影响，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文明的网络行为观，无疑有助于网络行为失范的校正和网络空间的治理，有助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网络规范必不可少，这已是共识。但需要有什么样的规范，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底线伦理或“负面清单”是共识性最强也是最起码的网络行为规范，通过明确“不能做什么”来列出的网络行为负面清单，通常也是有法律强制性的禁区，构成最低层次的网络道德规范。

归纳学术界对网络失范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五不”来认识网络行为的底线要求，或以此作为网民尤其是青年们文明上网的负面清单。不伤害——网络行为者既不要有意作恶，也不能无意为恶，如在网上进行攻击、谩骂，诋毁他人的名誉，或侵犯他人的安全、自由、隐私和利益等。不偷盗——在网络信息空间中，要像对待现实世界中的商品一样，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信任，抵制侵犯知识产权的不道德行为。不造假——每一个网民要从不进行信息造假做起，确保自己在网上发送的信息是真实的，尤其是自媒体，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耸人听闻或哗众取宠的谣言。不浪费——即不发生信息浪费的行为，向网络发送垃圾信息不但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也会耗费网民的时间和精力。信息时代工作效率的提高本来使我们获得了认知盈余，但网上的垃圾信息造谣与辟谣之间的拉锯战又无端消耗了我们的认知盈余。不盲从——上网时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轻信网络谣言而上当受骗，没有造谣的网民，就没有网谣的市场，网民就不会被网络污染的策划者所利用，不会不明真相卷入人肉搜索或网络围攻。

底线意识主要是从否定性的角度确立了网络中能做什么；而一旦在网络空间中产生了行为，无疑就是开始了“做什么”，只要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去主导人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肯定意义上的网络行为意识。其中，做到平等待人或尊重他人可以说是形成积极网络行为的基准意识，而这种基准意识可以通过“等效意识”“反身意识”“价值意识”和“契约意识”来具体体现。

所谓“等效意识”，就是当线上虚拟世界出现道德失范行为时，要将其视为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失范行为具有等效的实际影响，因此需要一视同仁地对我们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提出道德规范要求。所谓“反身意识”，可以说是等效意识在自我和他人关系上的延伸，即一个人的不当行为有可能损害到他人时，转换视角去设想当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人时会有什么样的切身之痛，有了这样的反身意识，就会自觉抵制许多不良的网络行为，就不会到网上去传播谣言。“价值意识”在网络行为中有多方面的体现:第一，它表现为对他人信息劳动的价值认同，比如尊重知识产权；第二，重视信息内容的文化意义，从而积极传播内容健康的信息；第三，意识到网络作为信息技术的价值负载，从而关注信息技术使用的道德效应。由于技术普遍是负载价值的，不当使用网络可能会产生出负价值，如对网络游戏的沉迷会耽误学业和事业，此外，网络是“内容为王”的空间，是各种思想交锋的新的疆场，青年人尤其是被争夺的对象。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而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契约意识”就是要具有信息契约精神。网络空间中，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新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分配乃至利益冲突问题，冲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各自权利和义务成为重构信任机制的重要方式之一。当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年一代在网上讲诚信、守契约、服从大局时，网络中新的信任机制可随之形成。

（摘编自肖峰《从底线伦理到担当精神:当代青年的网络文明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共同体”概念，创造性地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其中，“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应着“社会”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应着“国家”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应着“全球”层面。而这三个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以“共同体”为表达的社会概念的多层性与多样性的扩展。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使社会的概念扩展到国家和全球的层次。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概念在国家层面的拓展，也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研究的典范。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概念，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费孝通先生一方面从作为社会的民族这个角度来探讨与国家整体的关系，是其对社会和国家观的新的发展。另一个方面勾画出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这使得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被赋予了社会的属性，国家也在社会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本身，使得作为共同体的社会，被赋予了国家层面的社会内涵。

当把作为社会的国家民族的讨论置于全球语境时，此时的社会为全球社会的社会。这一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的共同体，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亨廷顿的“文明间的冲突”相对立，1998年联合国提出了“文明间的对话”的概念。强调不同文化、不同价值、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对话，达到文明之间共生的理念，并把2001年确定为“文明间的对话年”。

最后，以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为中心，把环南中国海区域作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讨论的重要区域，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提出网络化的跨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跨区域社会体系是跨越了家族、社区、民族、国家与跨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要理解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需要采用整合了区域社会结构、族群历史脉络和文化变迁过程的“系统性观察”的方式，把华南与东南亚社会的研究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纳入从社区到区域再到国家或国家之间合作的空间整合起来考虑。

通过对共同体的多层性与社会概念之扩展的讨论，结合具体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把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有效地衔接起来，进而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全球伦理共同体。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言：“伦理的使命可以集中于一个词：连结。”共同体说到底正是基于“连结”的文化认同，而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认同。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正是建立在承认人类多元化的统一和统一化的多元之上，也是作为社会的共同体在不同层次的多元一体。多元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恰恰是“多元一体”所强调的多元中的有机联系，即多元之间的共生性。这一共生性，正是讨论文明互鉴的基础。

（摘编自麻国庆《以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