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杜甫《可惜》）古代文人的生活离不开诗与酒。诗与酒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相同的功能：打发时光，娱乐消遣。酒——是诗中的一大主题，不必详论，本文将讨论“遣兴”之诗。创作可能是痛苦的升华，但当写诗是为了应酬时，那就是一种闲适了。文人间的唱酬赠答，在通常情况下是具有闲适心态和游戏性质的。应酬诗以和韵、次韵最普遍；而最具有游戏性质的写作则是联句诗。前者是古代文人文字交往的常见形式，也最富文人特征。后者是这一类写作的特殊形式，也可以说是文人酬答之极端。

②次韵是按照他人的诗韵，写一首相同或不同情调的作品，这是一种受时空和形式限制的创作方式，它也是古代文人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推而广之，以诗歌来交际应酬，也成为文人诗酒生活的一部分。据笔者粗略统计，杜甫的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就超过了500首。在李白的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在孟郊的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宋代苏轼存诗2700余首，次韵之作超过三分之一。中唐诗人李贺或许是一个例外，在共24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仅占十分之一。李贺早夭，加之性格内向，因而唱和类的作品甚少。从这一现象也可以了解到李贺风格形式的外部原因之一：与外界联系不够。李贺更倾向主观世界的表现，他的鬼蜮诗写得阴冷恐怖，他的仙界诗光怪陆离，他沉浸在想象的世界，最终成为一个“主观诗人”。

③从唱和诗的大量存在，可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创作方式之一端。由这些诗可知，古代文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娱乐性质的，这和今天大量职业文人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在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当他们以文自娱而不是以文求进时，他们的写作便具有别一种意味。

④在次韵之作中，大量的作品是平庸的。道理很简单，这类写作近似于命题作文。它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还要受形式的限制，尤其是韵部（包括用字）的限制，因而对自由地表达情感会起到阻碍作用。而文学创作最需要保护的就是思想的自由或思绪的自由。不过，应酬对于写作而言可能是一个创作契机，有时也会触动作者的感情，引发诗人的思绪，写出好的作品。在个别时候，一个天才诗人甚至完全可能在应酬过程中写出超过原韵的好作品。所以应酬（包括古代的应试和现代的高考及各种急就章）也完全可能是表现或检测天才的机会。成功例子是苏轼的《次韵子由渑池怀旧》。当弟弟写下《怀渑池寄子瞻兄》时，苏轼有感而发，次韵一首，将人生的一次经历和独特感受化为一首千古绝唱。与原作相比，可以肯定这是次韵之作中少有的“后来居上”的好作品。但这不能减轻次韵之作在形式上的游戏性质。因为苏诗之所以好，一个原因是这一次唱和，属于兄弟俩的异地唱和，在时间上似乎不那么紧迫，苏轼可以从容不迫地思考和琢磨，在原韵基础上写出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但其写作性质是唱和应酬，则是不必争论的。

（节选自刘明华《古代文人酬唱诗歌论略》）

《诗经》中有较多宴饮诗，如《鹿鸣》《常棣》《南有嘉鱼》等，描写周代君臣、宗族、亲朋间的宴饮酬酢。《诗经》写这些彻夜不息的欢宴，尽述肴馔之阜和礼乐之美，如“君子有酒，旨且多”“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等。飨宴，不纯粹是贵族的享乐，还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要求。而在诸多宴饮诗中，《頍弁》犹如一支欢宴哀歌，写出了忧生之嗟。

峨冠博带、佳肴美酒、并坐鼓瑟，周代贵族之宴，大抵这般开场。幽王久不与诸公飨宴，诸公不得见幽王，于是心忧“其将危亡”，自身将无所依怙。诗中以“茑与女萝”比兴，以“未见”与“既见”两者心情的巨大反差与起伏来铺陈展开，写出这群与宴贵族的“忧心奕奕”“忧心怲怲”。“奕奕”是盛大，而“怲怲”则是“满怀忧愁的样子”，足见忧惧之甚，以至于复见幽王，便“庶几说怿”了。

这是一篇较为独特的宴饮诗，这个与兄弟甥舅欢聚的宴会，本该和乐且湛，但除了开场“尔酒”“尔肴”的渲染，全诗却被一种愁悴忧惧之情笼罩。这种悬覆其上的忧惧，在《红楼梦》中一次贾政的生辰上也有所体现。当日是贾政生辰，宁荣二府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报“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面对一个来自皇宫的不确定的信息，又是“唬”，又是“惶惶不定”，贾府这个显赫家族何以忧惧至如此?《頍弁》中这群攀附王权的贵族，有着和贾家相类似的心理，他们同样自感命运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于是“乐酒今夕”，终夜自娱。

本诗卒章中以“霰”作喻，即急危将临之象，这就给全诗定了一个总基调。是衰老之将至，还是叹政权之将亡，或许两者皆可释读。细读全诗，其实整篇《頍弁》，不一定要落实于“刺幽王”，此诗放在幽王时代的大背景下，大抵可视作时代之症候，将衰之先兆。品咂诗句，全诗并非“抒愤”“讽谕”之口吻，也不全然是一首沉湎于享乐生活的宴饮作乐之歌，而是哀叹生命无常、盛筵难再，在欢情乐景中写出一种悲调来。

见霰落而知大雪之将至，在这百般作乐的欢宴空气中，这位与宴的贵族公子领会到了一种真实的幻灭感。这是一种时代的空虚之症，如同菲茨杰拉德在其《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将宴会上的男男女女视作一群“飞蛾”，盲目、寄生、纵情狂欢又醉生梦死。这种幻灭感，大概也只有拥有一双“冷眼”者才能觑见，就像《红楼梦》中贾妃省亲过后，“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而《頍弁》中的这种忧生之叹，不仅仅来自对人生无常的感喟，更出于其对所处时代的感知。诗人瞻顾日常生活之细微，并预感这个时代即将到来的变化与转折，从而发出“无几相见”的喟叹，这是欢宴之哀歌，也是那个即将礼崩乐坏的时代的注脚。

(摘编自叶百安《诗经(頍弁)，欢宴中的忧生之嗟》)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搏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