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呦呦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材料一

目前，中国铁路投入运营的动车组已有2600余组，居世界首位，安全运行里程超过37.4亿公里。安全运行，来源于可靠的技术保障。中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了产学研用结合的铁路技术创新体系，实现了中国高铁技术的飞跃，我国铁路总体技术水平步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同济大学教授孙章表示，高速铁路覆盖范围扩大成网运营，极大缩短了各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时空距离，显著改善了大众的出行环境。特别是在西部交通欠发达地区，高铁开通运营，大大缩短了与东、中部地区的时空距离，方便了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

（摘编自光明网《中国高铁成网世界第一，技术全面自主》）

材料二

材料三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北京南站是一座崭新的建筑，总是挤满南来北往的旅客。上火车前，有人在位于地下一层的餐饮区忙着填饱肚子。这个火车站是让中国为之自豪的高铁的运营中心。在站台上，刚看到亮闪闪的白色列车上充满现代气息的圆锥形火车头那一刻，过去没坐过高铁的人免不了要心跳加速。火车开动后，约9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广州这个距北京2300公里左右的沿海贸易和制造业中心。上海距北京不到1350公里，5小时左右就可到达。乘车期间，乘客可以在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上工作，听听音乐或者在舒适的空调环境下欣赏窗外的风景。近年来，中国的高铁线路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核心区与像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这样的边远地区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区域被编织进这个迅猛发展的网络中——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摘编自新华网《印媒惊叹中国高铁快速发展：现代气息的火车头让人心跳加速》）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铁技术的飞速进步，高铁“走出去”战略逐步实施。高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肯尼亚蒙内铁路建成通车后，货物运输时间从原来10多个小时缩短至4个多小时，物流成本降低10%-40%。蒙内铁路不仅改善了当地交通、提供就业岗位，还将改变肯尼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对欠发达的非洲大陆在看惯了疾病、战争、贫穷时，高铁带给人们希望和未来，让人们更务实地用实际行动创造未来。蒙内铁路只是一个缩影，“亚欧班列”的迅猛发展让更多货物跨越千山万水出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其模式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越来越多条铁路在各国建设，将国家和地区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让越来越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让更多地区之间打破隔阂和冲突，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高铁正在改变世界，我们期待中国高铁更好更快地走出国门，为越来越多国家分享高铁红利，为更多人带来美好和未来。

（摘编自新华网《中国高铁，让世界更美好》）

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王光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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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 工程”）。

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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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王选常常为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提前一站下车；为节省复印费，许多资料都是一笔一划手抄下来。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3）扶植新秀，甘为人梯

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Script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