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论普遍认为，真正的好诗是“神品”“逸品”，其中有一种似乎是人力难以达到的“东西”，可称之为“天机”“灵气”等。如果用现代诗学术语说，这就是诗的潜在次序或深层结构。这种潜在次序或深层结构是怎样发现的呢？中国古代诗学对此的回答是有分歧的，形成了“苦吟”和“快吟”的对立。“苦吟”派以中唐以后的孟郊、贾岛等为代表，“快吟”派以苏轼为代表。苏轼认为写诗不必冥思苦搜、琢刻藻绘，要快吟，要“无意于佳乃佳”。苏轼的观点作为古代诗学的一种理论，广有影响。

“无意于佳乃佳”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诗学悖论。一方面，诗人无意于诗，无意于佳；可另一方面却在不经意间有了佳诗。这种思路并非苏轼首创，《淮南子•说山训》就有：“求美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历代名画记》也有：“夫运思挥毫，自以为画，则失于画矣；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画矣。”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是对这一思路的新的发挥。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是反对为写诗而写诗、为艺术而艺术，强调写诗的社会功利目的，强调有感而发。这样，诗就是不吐不快、无所避讳的率真之词，无意为诗而终为传世之佳作。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无意于佳”，即在写诗时精神完全放松，不把写诗当作一回事，不去冥思苦想；“乃佳”，即是在这种不经意间创作出了佳篇。表面上看，诗人的精神状态与产生的结果是矛盾的，实际上却符合心理活动规律。

首先，覃思竭虑的精神状态，对科学研究来说十分必要，但对写诗这种审美创造活动来说有时就未必好。因为这种精神状态意味着诗人处于有意识注意中。有意识注意，使诗人完全清醒，意识聚焦并高度活跃，这样诗人的思维是准确的、谨严的、规范的，但也可能由于思维过于准确、谨严、规范而陷入狭隘，不能自由挥写，无法寻找到“灵气”与“天机”。格式塔心理学对意识聚焦作了详尽的研究，证明人类的大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需要，这就是从眼前任何杂乱形式中选择出一种准确、集中、简单的模式来。对于诗这种复杂的充满自然灵气的结构来说，意识聚焦的这种选择性、集中性、规范性和准确性太缺乏伸缩性与张力了。这也正是苏轼主张“无意于佳”的原因。

其次，诗歌创作是有意识与无意识结合的产物。对诗人来说意识诚然是重要的，但无意识是辽阔的“非洲大陆”，资源非常丰富，营养特别丰足，如果完全没有无意识的滋养，诗歌创作也难以达到极致。苏轼之所以强调“无意于佳乃佳”， 其原因之一就是发现了无意识对诗歌创作的作用。如果说“苦吟”派更重视求助于意识的话，那么“快吟”派则更重视求助于无意识。因为在“无意”的情形下，人的精神放松了，意识对无意识的压力减小了，这时无意识就可能冲破意识的“防卫”，出来施展它的才能。这样，诗人就会出现一种神思恍惚的、弥散的、具有张力的审视和快捷的捕捉，这可能是最富于创造性的一瞬间，自然灵气似乎不思而至，意外佳构仿佛纵手而成。

当然，苏轼强调“无意于佳”并不是无条件地乱嚷乱叫。他认为要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境界，既要长期“积学”，又要为人豪爽，即以创作主体的学问与性格为条件。诗人只有在根柢深厚、自身强大而具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胸有成竹， 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

(摘编自童庆炳《诗的潜在次序的发现——释“无意于佳乃佳”》)

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 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现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断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

(摘编自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至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曾遇到多次危机，其中危机之一就是书写效率低下。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极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地写。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汉字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遇到危机，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当时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潦草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在战国时期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变得平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篆体的味道。到汉武帝时期，隶书发展成熟。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古今汉字的结构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很多字都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指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许慎解释小篆“为”字时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结果他解释“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为”字一点也看不出和大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楷书等，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到东汉，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的结果就产生了楷书。楷书的定型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即从古文字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到隶书以后汉字就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虽然牺牲了汉字的形象性，但极大提高了书写效率。

（摘编自黄德宽《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