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摘编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

材料二：

中国人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中国人的文学受到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文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材料三：

“贵和尚中”的思想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从而对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即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观念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谐。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才能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戏剧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倡导在戏剧作品中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

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和自我。中国悲剧主要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肯定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中国人美好的伦理信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善的才是美的。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势力过于强大，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低下。他们亲身体验了地痞流氓的专横作恶、高利贷者的贪无度、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等，本已是备尝艰辛。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殷切期盼，但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只能通过欣赏文艺作品获得想象的满足。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戏剧充当了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心理调节剂。

（摘编自李志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论语》中孔子的正义观主要是通过“道”“义”“礼”等词表现出来的。与柏拉图相似，孔子在讨论“道”义”“礼”等有关正义的问题时，也既包括君子个人道德方面的正义，又涵盖诸侯国政权合法性方面的正义。他认为，当君子都以“义”作为做人行事的原则，处处不违背“礼”时，有“道”的社会才能够建成。这与柏拉图从个人正义能够推广到城邦正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个人伦理方面，孔子认为，人是有等级的，而有道者和无道者、君子和小人、士和鄙夫等是最简单最明显的等级划分。阶级之间并非不能流动，而是“就有道而正焉”，到有道之人那里可以匡正自己。“义”是君子为人处世的根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然后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礼”，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如果做到了“义”，那么就遵从了人之本体的正当性，便实现了个人的正义了，正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同时，君子要注意去遵从“道”的要求，以“道”作为修身立世的信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到了国家层面，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也就是，符合正义的国家，其制礼作乐、兴兵攻伐都由天子来定夺，而不符合正义的国家则由诸侯来定夺。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正义”是基于秩序之上的，符合“礼”的要求才具有合法性。孔子对于政权正义性和合法性的思考尤其体现在他对圣人德政的肯定与赞扬中。而这种“有道”需要通过因袭三代“礼”之精华来达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有道的统治者“为政以德”，不仅以德得天下，更是以德治天下。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盛赞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盛赞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可以看出，统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德性也是孔子判断国家是否符合正义的重要指标。

（摘编自王菁菁《柏拉图与孔子的正义观：比较与启示》）

材料二：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均、和、安”的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认为，根据“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论语·季氏》原文可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贫”意为“财富贫乏”，“均”意为“各得其分”，“寡”意为“人口稀少”，“和”意为“社会和谐”，“倾”意为“政权倾覆”，“安”意为“民安邦宁”。孔子认为相比担心财富贫乏、人口稀少、政权倾覆，更应担心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社会关系的不和谐以及人民生活的不安定。无论《论语·季氏》是否具有错漏补缀存疑的问题，结合孔子对冉求说教的背景，其体现出的正是孔子深谙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均”要求财富分配“各得其分”，以此缩小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实现社会之“和”。但孔子认为此时所达到的“和”之深度仍然不够，进而提出“寡”的问题，即人口数量的问题。但孔子并不担心人口多寡而威胁到“和”，相比人口数量，他更担心人口质量，确切地说，是人的内在道德问题。所以，“和”的要求不能只停留于等级分配正义的经济社会之“和”，要从经济社会之“和”上升到道德社会之“和”，即进一步深化到内生道德正义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和”之高度在于“中庸”，“和”之根基在于“仁性”，以“仁”界定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以“仁”肯定固有人性的平等性。但是，孔子认为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民还未达到“安”的程度，想要达到真正的“安”还需要从内生道德需求之“安”落实到外在物质需求之“安”，所以，必须坚持“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鼓励人民自由生产，保障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民富则国富，国富则民安，本固则邦宁。

可见，从孔子“均、和、安”的思想中提炼出“各得其分”的等级分配正义、“崇仁尚中”的内生道德正义和“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均内含公平正义的思想意蕴，均是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因此，对孔子“均、和、安”的思想可作进一步解读：以“均”为基，“和”为贵，“安”为重，将经济、道德、政治统一起来，形成从“各得其分”的等级分配正义层面，到“崇仁尚中”的内生道德正义层面，再到“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正义层面的理论逻辑，建构出一套有机联系的传统公平正义思想体系。

（摘编自杨洁《论孔子“均、和、安”的公平正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