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代，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齐国国王齐宣王之间，有过一场关于商汤、武王作为臣子，杀害其国君的行为是否正义、是否是“弑君”的经典对话。齐宣王问：“作为臣子，却弑杀了自己的国君，这样的行为难道应该允许吗？”孟子回答说：“损害‘仁’的人叫做 ‘贼’，损害‘义’的人叫做‘残’，残害仁义的人叫做‘独夫’，我只听说过武王诛杀的独夫纣，并未听说这种诛杀独夫的行为是弑君。”

在汉景帝时代，儒家代表人物辕固与道家代表人物黄生之间亦曾展开一场激热的争论。黄生认为“商汤、武王并非是受命而成为君王，而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国君才成为君王的”，辕固则认为“夏桀与商纣荒淫无道，天下大乱，商汤和武王是顺应天下民心而诛杀了桀纣，这是顺应天命而成为君王。”黄生反驳说道，桀纣虽然无道，但在名分上却是君主；汤武虽然是圣贤，但在名分上却是臣下。当国君行止有失时，作为臣子的不但不发表诤言力图匡正君王的过错，尊奉君王的权威，反而因为君王有过错就将其诛杀，取而代之自己称王，这便是弑君。

面对当君王行为以及君王命令有失其道、残害仁义时，臣子反叛、弑杀君王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一问题，孔子曾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做君王的应该有做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应该有做臣子的样子，也就是说君臣应该各安其位，履行好仁爱百姓、施惠万民的职责，如果君王的行为有失其道，那么身为人臣的，就应当义正辞严地拒绝服从君王非正义的命令和要求，即使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由于在我国古代，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君主发布的命令就是法律，儒家这种臣子可以起来推翻已失其道的君主的思想，实际上意味着，当君主的命令（法律）违背基本的仁义道德（正义）时，臣民就具有不服从这种法律的自然权利。即在国家的法律之外，还有衡量法律是否正义的更高标准，不是因为法律是国家颁布的，法律就是正义的；给恰相反，只有当法律符合正义的要求时，法律才配得上法律的称谓。

这种在国家颁布的法律之外，还存在着衡量法律是否符合正义要求的更高标准的思想，也存在于西方的法律思想中，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思想家认为，在国家法律之外，还有永恒存在的法律。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曾经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安提戈涅由于不顾国王的禁今，埋葬了自己的兄长，从而激怒了国王，安提戈涅自称，虽然违反了国王的法律，但却并未违反永恒存在的法律。在这里，安提戈涅以一种更高的法律来对抗国王的法律。

在中西方的古代思想中，均存在着一种超越国家法律的法，这种法在西方被称为神法，永恒法、自然法，在中国则被称为天理、良知、仁义，其本身均具有正义性，是一种正义法。当国家的法律严重违背正义时，人们就具有一种不服从的权利。

（摘编自牟治伟《古代思想中的法律与正义之争》）

材料二：

苏格拉底的死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哲学家对于法律的高度信仰。苏格拉底坚信守法即正义，遵守城邦的法律就是行正义，并且他还认为斯巴达之所以与别的城邦不同，一部分是因为斯巴达的立法者拉开代莫尼人卢库格斯在斯巴达最牢固地建立起了守法精神。面对格黎东的逃狱建议，苏格拉底不以为然，并提出了法律是国家与各个公民之间的契约，认为如果只是因为法律的一项合法的命令不公正就逃走而不服从，那么就是违反这个契约。

苏格拉底认为追求正义乃哲学家的使命，逃走不仅会使其具有道德和法律上的不正当，更重要的是违背了他对于正义的追求。剖析苏格拉底的行为，其实他坚持选择死亡，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其作为雅典公民的公民意识的体现。“公民意识就是公民认识到自己是城邦的主人，因而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实现作为城邦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因此，公民意识就足城邦意识，即主人公意识和法律至上意识。”苏格拉底以其死亡完成其生命的升华，但是却使雅典的民主和法治留下了不可擦拭的污点，而我们后人却又戏剧性地循着污点的印记去思考雅典的民主和法律制度，雅典直接民主制的缺陷也直接影响了雅典的法律公正性，致使法律出现瑕疵，形式正义面纱背后却是实质的非正义，法律看来并不具备被信仰的品质，至少不满足人道——正义性的要求；但是苏格拉底却以他的坚持向我们诠释了一个哲人对于瑕疵法律所展示出来的信仰的姿态。

（摘编自2009年4月《法治与社会》）

材料一：

吃饭，原本属于个人行为，多少带着禁忌和隐私意味，吃播则直接将这一行为变为一种公开关注及讨论。除了主打“大胃王”的系列内容外，吃播其实还发展出了美食探店、美食烹饪等其他形式，只不过前者格外引人关注。

我们为什么爱看别人直播吃饭？不同的观众，各有各的理由。对于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女性观众来说，看着屏幕中的主播大快朵颐，吃下占据屏幕面积一半的食物，这种拟像产生的视觉愉悦可媲美真正进食的满足感。

堪称现代版“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吃播，满足了观众的代偿心理需求。更有趣的是，这还使其产生一种对抗现代社会审美尤其是身材标准规训的感觉，尽管这可能只是错觉或幻觉。

而对于众多“一人食”的独居者来说，在一天中几个饭点如约上线的吃播，则带有“陪你吃饭”的功能，以食物为媒介形成的饮食关联尽管虚拟而松散，但临时餐桌强烈的现场感及人际关系互动，多少能带来一些治愈或安慰。

不过，从“使用与满足”的功能角度来看，仅仅通过有益来解释中国本土吃播热是不够的。例如，那些贴着“重口味”“土味”标签的吃播，就很难和“治愈”“抚慰”等词语挂上钩。比如，几分钟之内吃掉以公斤计的超辣拉面，大口灌下可能混杂了辣椒面、酱油、生鸡蛋、酒精等多种物质的液体等，在直播平台上并不鲜见。

对于这类吃播视频，厌恶者避之不及，喜爱者却欲罢不能。除了人类探索自身极限的本能外，有心理学家认为这与人类普遍存在的“良性自虐”心理有关：人们身处安全的环境中而经历一些危险或可怕的事情，实际上是一种享受。

照此说来，隔着屏幕看吃播播主吃下恶心或超大量的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和观看恐怖片具有同样的效果，都会产生肾上腺素飙升的生理反应。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在一些吃播播主与粉丝的互动中，粉丝为何会“乐此不疲”打赏“投喂”，让“重口味”不断升级。而充满宠溺味道的名称所遮蔽的，恰是播主被商品化的事实。

随着剧场效应在吃播领域快速显现，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和流量，直播中的播主必须吃得更多、更卖力，吃的东西更重口、更“别出心裁”。这一群体也不是不可以停下来，停止对身体的继续“惩罚”，但转型为美食攻略类吃播、合作推出联名品牌等，永远只属于极少数掌握大量资源和议价资本的头部播主。

为了粉丝量不掉、利益链不断，一些主打“大胃王”“重口味”的吃播播主选择假吃、催吐。在这条由直播平台、MCN、播主构成的吃播产业链上，大量的底层播主不过是这座数字工厂中的一个工种。不过话说回来，自认为是消费者的观看者，又何尝不是其中的数字劳工呢？

（摘编自莫洁《假吃、催吐，吃播该改良了》）

材料二：

饥饿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预测，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2020年饥饿人数至少新增约8300万，甚至可能新增1.32亿。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时刻警醒着我们：遏制“舌尖上的浪费”非常必要。

“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粮食都心存尊重与敬畏。而消费社会下，餐饮文化中的个人消费行为受到“面子”的驱动，造成大量“舌尖上的浪费”，令人心痛。杜绝因“面子”而起的餐饮浪费，一方面需要以变革消费环境为抓手，将崇俭抑奢、理性适度作为社会消费的新风向标；另一方面应培养绿色健康的饮食习惯，重塑人们的饮食消费行为。

珍惜粮食、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不应丢掉，一粥一饭，兴于勤俭，亡于奢靡。所以，要把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理念在全社会范围贯彻落实，让勤俭变成一种风尚，让节约渗透人们的生活。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勿让“空盘”成空谈。

（摘编自常莹《对粮食还是要保持敬畏之心》）

材料三：

科学健康的饮食行为之所以是文明的大美之智行，是因为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面临各种疾病不断的伤害和威胁，病从口入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作为文明行为所采用的隔断病原体就是最有效的生活方式或习俗，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最大多数人乃至于全体人类的生命健康。

在公共就餐的环境下，提倡鼓励分餐制。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防止过食既是节约行为也是健康方式。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集体食堂应带头鼓励实行分餐制，提倡健康合理膳食，同时做到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引领文明用餐新食尚，争当“餐桌革命文明食尚”的引导者。

各类城乡节庆与红白喜事等集体聚餐时，餐饮企业和餐食承办机构要科学健康配菜与适度把握菜量，每张餐桌实行公筷公勺。各餐饮场所在醒目位置要张贴宣传使用公筷公勺、科学健康膳食和厉行节约的公益宣传标识，提醒顾客注意节约粮食、使用公筷公勺，争当“餐桌革命节约粮食”的文明践行者。

在单位订购外卖快餐或家庭式聚餐以及朋友结伴外出游玩时，应自带方便卫生筷子，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注意在体验感受美好的同时节约粮食，每个人每餐饭每一个环节都争当“餐桌革命科学健康”的先行示范者。

（摘编自《“餐桌革命”新起点，文明美食新倡议：“一德二智三美味”》）

未来的医疗可能是这样的：“可穿戴设备”将收集到的人体生理数据传入云端进行分析处理，医生给出诊断或康复建议，甚至为个人定制健康全记录。

未来的教育可能是这样的：个人学习终端融入资源云平台，线上教育机构就会根据学生特点推送相关资讯，特别是培训信息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信息，并贯穿于终身学习的全过程。

尽管很多人还不太熟悉“大数据”这个新兴的术语，但正如一篇专栏文章中所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大数据被称为“碎片中的智慧”，被视为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力量，正在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有消息称，大数据给谷歌公司带来的日均收入高达2300万美元，一年就有80多亿美元；“脸书”并没有多少实物资产，但上市后拥有1000多亿美元的市值，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它的数据。

大数据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认识，并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动。美国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将其视为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开发布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众多行业、企业开始使用并利用大数据作出变革，全球500强企业中90%以上的重要决策都取决于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不少创业者也扎根大数据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万亿级别的机会”；数据技术产业包括数据采集、加工和应用，已经成为各路投资者角逐的对象。国内也有不少企业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片蓝海，比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数据仓库”在市场上寻求商业效益。

中国有6亿网民，手机设备持有量超12亿台，将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这也为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抢占大数据浪潮的先机，广大企业要敏锐捕捉数据背后的商机，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要主动推进大数据产业化进程，推出相应战略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和改造IT基础设施，推动隐私保护和公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立法，明确界定互联网数据商业化应用范围、确定数据滥用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提高数据市场交易的有效性、合法性。此外，还要资助大数据的基础技术研究；尤其是人才培养，以解决产业发展急需数据科学家、数据架构师的人才供给问题。

((摘编自经济日报评论员《抢占“大数据时代”先机》)

材料二：

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大数据杀熟”榜，不少知名企业榜上有名。该协会的调查数据还显示，超过半数网友有被杀熟的经历。大数据时代，要想真正管住企业大数据杀熟的手，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还需要监管技术手段的升级换代。

俗话说：“人熟为宝。”在传统商业道德里，熟客应该享受优待。然而，如今人们发现，熟客往往频频挨宰：个人信息被滥用、给老客户的价格高于新手价、专挑会员定向涨价、买得越多价格越贵……一些网络平台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信息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熟客，以至于有人感叹“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这种怪现象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技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大都与一款款软件牢牢绑在一起。商家通过算法，对消费者进行量身定制，而消费者对商家的运作方式却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之所以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有敢于杀熟的底气，正在于大数据垄断、算法不透明等给企业带来的便利。

依靠这种便利，无良企业杀熟“杀”得神不知鬼不觉，消费者不仅难以发现，更不易取证，维护权益变得十分困难。而这恰恰也是监管的难点和痛点。面对大数据的个性化、多样化、隐蔽性强等诸多特点，传统的监管查处机制显然已不适用，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作为保障，很难实施有效监管。

要想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相关部门应在监管的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尤其是提升监管的技术能力，依托新技术，建立如大数据价格监测体系，创建消费者网上投诉机制，对杀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做到及时、全面地管控。此外，针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还应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判断标准，明确界定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使用范围，从而做到监管有法可依，提升执法效率。

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被用来优化服务我们欢迎，被用来精准“杀熟”我们必须亮剑。把个性化服务变成坑人陷阱，既失信缺德，也涉嫌违法。监管层、法学界、商家必须对这一问题提高警惕，及时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让大肆薅用户羊毛者付出应有代价，让无良商家不敢为、不能为。

（摘编自高健钧(《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