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写一本小说不容易，读一本小说也不容易。平常人读小说，往往以为既是“小”说，必无关宏旨，所以就随便一看，看完了顺手一扔，有无心得，全不过问。这个态度，据我看来，是不大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完全因为它“小”而易读，可供消遣。

反之，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因为它有它特具的作用，不是别的文体所能替代的。小说是讲人生经验的。我们读了小说，才会明白人间，才会知道处身涉世的道理。哲学能教咱们“明白”，但是它不如小说说得那么有趣，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因为哲学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说则生龙活虎地去描写，使人产生兴趣，因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也写人间，似乎与小说相同。可是，一般来说，历史往往缺乏文艺性，使人念了头疼；即使含有文艺性，也不能像小说那样圆满生动，活灵活现。历史可以近乎小说，但代替不了小说。世间恐怕只有小说能原原本本地描画人世生活，并且能暗示出人生意义。就是戏剧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戏剧须摆到舞台上去，而舞台的限制往往让剧本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描画。于此，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在书籍里另成一格，它不是仅供我们念着“玩”的。

读小说，第一能让我们得到益处的，便是小说的文字。世界上虽然也有文字不甚好的伟大小说，但是一般来说，好的小说大多是有好文字的。所以，我们读小说时，不应只注意它的内容，也须学习它的文字，看它怎么以最少的文字，形容出复杂的物态心态来，看它怎样用最恰当的文字，把人情物状一下子形容出来，使其活生生地立在我们眼前。况且一部小说。有景有人有对话，千状万态，包罗万象，更使我们心宽眼亮，多见多闻，假若我们细心去读的话，它简直就是一部最丰富的最好的模范文。

文字以外，我们该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容。要断定一本小说内容的好坏，颇不容易，因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实在不容易分别好坏。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决定：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这似乎是说，要看作者的态度如何了。同一件事，在甲作家手里便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提出，在乙作家手里或者就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来说。前者的态度严肃，关切人生；后者的态度随便，不关切人生。那么，前者就给我们一些知识，一点教训，所以好；后者只是供我们消遣，白费了我们的光阴，所以不好。

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得说。它决不求助于小小的技巧来支撑门面，作者要怎样说，自然有个打算，但是这个打算绝不是把故事拉得长长的，好多赚几个钱。所以，我们读一本小说，绝不该以内容与穿插的惊奇与否去定好环，而是要以作者处理内容的态度和怎样谋篇布局去定好环。假若我们能这样去读小说，则小说一定不是只供消遣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修养都大有裨益。

（摘编自老舍《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材料二：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在北京专访《小说课》作者毕飞宇。

舒晋瑜：您以经典的标准选择篇目，《小说课》除汪曾祺的作品外几乎没有当代作品，仅仅是篇幅和时间的限制，还是另有原因？您怎么看待当代作品和经典之间的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品讲得少是因为我缺少自信。讲过世的作家的作品相对来讲更安全，如果我讲余华，他也许会告诉我，他可没那个意思，那我的脸还要不要？——这是玩笑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代文学里有非常好的作品，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经典，我们都不知道。

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需要内部因素，外部的条件也得具备，有些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历史给这个作家、这个作品带来了特别的机遇。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认为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杰作，许多作品的品相比现代文学的经典甚至更好，但是，当代文学的体量太大了，经典是一间小屋，它究竟能放多少东西呢？没有人知道。

舒晋瑜：在不断重读的过程中，您对经典作品有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吗？

毕飞宇：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千真万确。鲁迅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现在再读，还是有新的发现，还是能带来审美上的震撼。我对王彬彬教授说，鲁迅的小说确实是太好了。过去我们过分在意鲁迅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个作家的文本意识特别强。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经典重读这件事的，它在骨子里有一个年纪的问题。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往往很年轻，二十来岁，可是，写经典的作家阅历已经很丰富了，这个年龄落差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阅读的理解力达不到写作的理解力，我们没有对话的能力。等我们也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理解力长进了，这时候再读，就有了对话的资格。这个时候你对许多字句甚至是标点符号就会有新的感受。

舒晋瑜：平时的阅读中，所有喜欢的经典作品您都这么翻来覆去地对比着看吗？包括不同版本的同部作品？

毕飞字：我阅读经典小说，基本不能用“阅读”这个词，对我来说这个词太正式，其实我把玩的心更多，有点像玩古玩。我不玩古玩，我就把经典当做了古玩，很省钱的。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把宝物放在手上一遍又一遍的。我读经典是这样的心态，非常快乐幸福，我就是喜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舒晋瑜：我无法想象您如何把玩一部作品。

毕飞宇：我看小说，有时候一页纸可能花半个小时，等我把这一页翻过去，才明白过来，我的眼睛里并没有小说，我早就沿着小说的场景岔出去了，沿着作家的描写对象按照自己的想象“飞”出去了。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毕飞宇：你也不是外人，那我就说了，我是土地上生长的艺术家，本质上我是艺术家，很不靠谱，斜着生，歪着长，如果风调雨顺，我也可以结几个果子，好不好吃不关我的事。

舒晋瑜：《小说课》中的内容，跨度有多大？

毕飞宇：比较大，我的好友现余亮替我算过了，从《水浒》到汪曾祺，六百年。

（摘编自《毕飞宇谈怎样读小说》，有删改）

材料一：

什么是审美现代性呢？如果简单地望文生义地推论，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样的解答：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是一致的，是审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事实并非如此。审美作为超越的、自由的活动，并不肯定现实，并不与现实相一致，而是超越现实，甚至否定现实，审美的自由品格和超越本质存在于审美与现实的差异之中。同理，审美现代性也不是现代性的肯定形式，而是对现代性的超越甚至否定。这就是说，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不一致，它是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力量，它使主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反思能力和超越品格，不至于丧失自觉性而成为盲目的存在。

由于现代性具有感性与理性两个层面，审美现代性同样体现为感性和超感性两种形式。审美现代性的感性形式体现于大众审美文化中。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大众审美文化兴起，它包括通俗文学、流行艺术、大众化的影视作品，也包括商业化的产品设计和包装、时装、广告，等等。大众审美文化作为感性审美现代性，具有两重性，一为与感性现代性之间的契合性、亲和性；一为对感性现代性的差异性、超越性。一方面，大众审美文化迎合了现代消费主义浪潮，借助市场经济，使自己商品化，成为物质享乐的助力。最终，也就成为现代性的战利品，丧失了自己的超越品格。另一方面，大众审美文化还具有审美属性。审美属性使大众审美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感性现代性的物质主义，使物质消费带有某种精神性；一定程度上克服感性现代性的鄙俗性，使低俗文化品质有所提升。总之，大众审英文化的两重性始终存在，二者相反相成，构成感性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的超感性形式是精英审美文化。精英审美文化不同于大众审美文化，它是精英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审美文化，包括现代纯文学、高雅艺术，以及其他高雅审美文化。精英审美文化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反现代性。现代性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导致生存危机。科学主义以对自然的征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并且带来技术对人的统治（技术异化），从而威胁人的自由；人本主义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人的价值，但是也导致个体生存根据的丧失、生存意义的迷惘。现代性的消极面意味着需要一种反思批判力量，以唤起生存的自觉和保持自由精神。审美现代性的超感性形式－－精英审美文化作为典范承担了这个任务，它使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免于丧失自我，免于精神沉沦，从而成为一种拯救力量。

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也形成了相容互补的关系。所谓相容性，是因为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都有助于人的价值的提高，大众审美文化与现代性的契合及对现代性的升华，有利于增进人的现实幸福；而精英审美文化对现代性的抗争有利于恢复精神的自由。所谓互补性，是指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可以互相弥补，大众审美文化可以弥朴精英审美文化的贵族化、远离现实生活的偏向；而精英审美文化则可以弥补大众审美文化的感性化、低俗化偏向。必须相容互补，才是完整的审美现代性。不能以片面的态度看待其中任何一种，尤其要克服歧视大众审美文化的态度。

（摘编自杨春时《审美现代性与大众审美文化》）

材料二：

审美现代性对日常经验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积极作用的背后也隐含着某些值得思考的负面因素。首先，审美现代性在批判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惰性时，往往夸大了其负面功能，甚至是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非艺术的生存方式和理性功能。于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极端化，良莠不分地统统加以拒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审美现代性自身的极端性和激进色彩。其次，在颠覆和否定日常经验和生活的同时，审美现代性割裂了艺术与日常现实和普通民众的传统联系。虽然艺术不再是日常现实的模仿，不再是熟悉生活的升华，但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暴露出来，艺术与现实的联系显得十分脆弱，艺术与公众的纽带被割断了。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主义艺术的那种“文化精英主义”色彩。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现代主义艺术所主张的审美现代性确有批判颠覆启蒙现代性之工具理性的功能，但由于远离普通公众，选离日常社会生活，这种批判和颠覆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小图子里的游戏而巴。最后，否定、批判和颠覆多于建设，这恐怕是审美现代性的另一局限。启蒙理性尽管有问题，但必须承认，没有这种启蒙，社会文化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进步，甚至连审美的现代性也不可能。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审关现代性是受惠于并发源于启蒙现代性的。它作为后者的对立面，尽管暴霉了工具理性的压抑性质，但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建设性地去除糟粕保留精华等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

（摘编自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材料一：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纳入国家卫健委第三版诊疗方案，并在后面几版不断完善。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专门设置了中医治疗内容，针对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和恢复期列出了中医诊疗方案。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国抗疫实践受到世界关注。

国际临床评价指标认为，对于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真正反映疗效的关键指标是转重率。临床发现，中医验方在减轻发热咳嗽症状、控制病情进展、提升人体免疫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德国病毒学家奇纳特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作为欧洲第一个实现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匈牙利在抗击疫情之初就非常重视中医药的作用。今年2月底，在匈中医师就开始熬煮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茶饮，并免费向当地民众发放。“中医药能因人而异地进行针对性治疗，帮助病人减轻病症，独特优势和作用显著，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获得越来越广泛认可。”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认为，“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已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中医药正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匈牙利卫生部补充医学工作委员会主任艾瑞·阿扬道克表示：“相信中医药会在匈牙利抗击疫情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医药和西医药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健康。”

中国及时主动同世界分享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有关经验。在一些国家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同样发挥着独特作用。据介绍，目前，中国已向意大利、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捐赠中成药、饮片、针灸针等药品和器械，并选派中医师前往有关国家支援抗疫。

(摘编自《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医药抗疫》，《人民日报》)

材料二：

有人质疑，面对一个新发疾病，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为啥有方子？

其实，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看待人体和疾病的角度不同，治病方法也不相同。例如，面对新冠病毒，西医的重点是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而中医则着眼于病因和病机，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调动人体的自我痊愈机能，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本次疫情初期，我国中医专家对患者进行诊察分析以后，结合武汉气候特点，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新冠肺炎属于“寒湿疫”，在治疗上应主要针对寒和湿，用辛温解表之法。为此，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清肺排毒汤”。此方是对张仲景相关经方的融合创新运用，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除了通用方，还有针对不同病情、不同症型的其他方剂和中成药。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国人和疫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东汉中后期，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代医学家吴又可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温疫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起到积极作用。凭借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和针、灸、砭、药、按跷、导引等医术，中华民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凶险疫情。中医药学组方的关键，在于精准找到病因病机，明确治则治法。无论什么疾病，中医只要找到致病原因，就能从古代经典中得到答案从而制定出诊疗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用，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宝”。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中医和西医是战友。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才能降伏病魔、造福患者。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中西医的差异，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盲目否定中医。

(摘编自白剑峰《用疗效证明中医实力》，《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