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中发现，在古代，造成人类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很复杂，主要可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自然因素一般是指那些剧烈、不可抗拒的自然运动造成的伤害，这在考古发现中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属罗马庞贝古城遗址和中国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人类非正常死亡也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是社会暴力冲突所造成的死亡和社会文化习俗造成的死亡。这些非正常死亡一般会在人类遗骸上留下可观测的痕迹，如骨折、创伤、骨骼非正常失踪。

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常死亡现象，与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可能都有关系，在考古中也很常见，却难以通过遗骸研究得以确认，这就是瘟疫。

瘟疫考古线索难以发现。瘟疫类型多种多样，引发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天气原因造成的，有的因环境破坏加剧了瘟疫的流行，有的是不合格的医疗卫生造成的，有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具有社会性和自然因素双重属性。也有一些瘟疫的流行与密切接触动物有关，可分为被动性接触和主动性接触。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瘟疫及其治疗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瘟疫除了造成人口的非正常大量死亡，还可能造成社会和文化的大动荡和大变迁。历史上人群的大迁徙和文化的交替背后，都可能有瘟疫的影子。许多朝代的更迭和战争的爆发背后都有瘟疫的影响。尽管瘟疫爆发的记载不断出现，造成的后果严重至极，但在考古发现中却鲜有发现和报道。究其原因，除了考古发掘本身具有的偶然性之外，缺乏对考古发现的准确解读也是重要原因。少量的可能与文献记载的瘟疫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很少进行多学科对照研究，较少关注古代人类遗骸上体现的古代疾病甚至瘟疫现象。因此，目前不多的有关瘟疫的考古学研究，一般是建立在考古背景、随葬品、葬式葬俗、埋藏学等间接线索上，通过证据链的方式判断遗址形成的可能，甚至这种可能具有唯一性的解释。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和埋藏现象，可能是一种对生前病患者的隔离方式，也可能是为避免瘟疫的进一步传播而对病逝者采取的措施。我们据此可推测，史前居民在受到瘟疫威胁时，不排除对病患人群或区域进行了隔离。通过隔离、焚烧、迁徙等措施，可能有效控制了瘟疫，也为我们留下了可能与瘟疫相关的考古遗存。

21世纪以来，科技考古技术不断提高，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考古研究后，极大提高了我们认识古代人群和社会的能力。2015年，《细胞》杂志报道了生物考古学者的研究，他们在欧亚天陆5000年前的数个遗址的人骨材料中发现了鼠疫的直接证据。这是最直接、最确凿的对古代人类遗骸进行的有关瘟疫研究相信这种技术会更多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推进中国古代瘟疫的考古学研究。

（摘编自王明辉《人类战“疫”的考古学思考》）

论文学

高行健

那种像社会运动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其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再怎样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大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于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价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认可，只自得其乐。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被政治和伦理的是非弄得疲惫不堪，又落进种种的主义，即所谓意识形态与创作方法论争的泥坑中难以自拔，其实同文学都没多大关系。作家只有远远逃离这些没完没了且言不及义的论战才能自救。文学创作本是一种孤独的事业，是任何运动和集团都帮不上忙的，只倒过来遭到扼杀。作家只有作为独立不移的个人，不隶属于某种政见集团和运动，才能赢得彻底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作家就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伦理的观念，总受到政治和社会挤压的作家自然也有话说，尽可以作演说，发宣言，大可不必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就文学创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与社会，我以为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逃亡”更为恰当，以此来抵制社会对自身的压迫和作为精神上的某种排遣。因此，我又以为，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以便静观和内省，才能潜心于这种冷的文学。

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把全民族的知识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说都卷了进去，迫使作家们不是充当斗士，便是无以维生，民生国家也未曾救得了，却往往先把身家性命葬送掉了。而这种冷的文学则只有先逃避政治和社会的压迫，生计得以保障，才有可能。这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难以冷下来的缘故。所以说，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我又以为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了这个民族精神上的足够贫乏。

为此，我主张这样一种冷的文学。

（选自《高行健经典作品选》，有删改）

随着《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刊物不断推出有关现实或历史的纪实性作品，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开始引人注目。其叙事内容主要向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二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

“非虚构写作”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无疑与它所倾力追求的“真实感”有关。这种立足于艺术真实之上的“真实感”，既具有真相揭示和事实还原的意味，又体现了创作主体积极勘探和理性反思的特质。它所透露出来的，是一些当代作家面对现实或历史的介入性写作姿态，以及试图重建有关“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这种写作伦理，一方面直接指向了信息时代的仿真化和符号化的文化趣味，另一方面也直接针对庸常化和表象化的文坛现状。

从现实文化角度来看，信息时代凭借其强大的虚拟技术和网络手段，已彻底改变了人类有关真实的信念。借助多媒体技术的支撑，所有电子媒介都已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仿真化机器：拟像、符号、复制、教字处理……几乎所有这些信息制造的手段，都是为了建构一种现代仿真文化。这种仿真文化以其所谓的“超真实”，直接导致现实世界的真实和虚幻合二为一，不可分辨，并进而取代有关“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社会学教授博德里亚尔就认为，“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在他看来，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日益疏远，模拟物取代了真实物，拟像比真实的事物更真实。当真实不再具备客体意义上的实存，而成为人类“超真实”的仿真符号，虚构也就变得合理合法了。处在这种裂变之中，面对信息化、虚拟化所形成的仿真文化，重建一种被遮蔽的真实信念，或许正是“非虚构写作”所追求的写作伦理，同时也是读者高度关注这类作品的内在缘由之一。

从历史记忆角度来看，由仿真文化所建构起来的 “超真实”世界，对历史的态度常常是一种戏拟、解构以及理想化的重构，其中渗透了“历史虚无主义”逻辑。的确，从“宫斗剧”里的人际诡术到具象化的抗日神剧，在仿真化的信息伦理中，我们正在远离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在规避必要的历史逻辑。并且，人们越来越乐于接受这种由仿真文化催生出来的审关趣味，并沉迷于奇幻化、感官化和戏拟化的审美格调，像《幻城》、《盗墓笔记》、《斗破苍穹》、“后宫系列”等虚构作品，一波接一波地甚嚣尘上。当“非虚构写作”不断重返历史记忆时，作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试图通过揭示真相被遮蔽的过程，展示这种重返历史现场的艰难与必要。

受仿真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很少脚踏实地地沉入生活基层，更不愿进行田野调查式的观察与思考；也鲜有作家认真地潜入到历史内部，搜集成查阅相关史料。回应社会现实的无力感，书写历史命运的苍白感，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种显在问题。

针对上述现象，“非虚构写作”试图通过重建有关真实的叙事伦理，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拔。它多少能够改变当代作家蛰居于书斋的写作习惯，激发作家对社会和历史的观察兴趣，使作家们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或问题意识，深入到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现实或历史领域，获得最为原始的感知体验，从而强化并重构有关真实信念的叙事伦理。

（摘编自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