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但是，熟人社会并非仅仅是信息对称，在费老那里，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对称，而且有公认一致的规矩，以至于语言沟通都变得不必要了。这种信息全对称以外的公认一致的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地方性共识包含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释义系统和规范系统，由其形塑的农民的行为逻辑，我称为乡土逻辑，这种乡土逻辑的重要特点是中庸、平和、不出头，是一种实用理性的态度，不认死理、不走极端、不钻牛角尖，人云亦云，大家都这样做，自己就这么做了。

丧失地方性共识的熟人社会或许仍然是信息全对称的，但农民的行为逻辑却会演变成荆门农民讲的“怕饿死的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这话的意思是，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尤其是农田灌溉时，有人想搭便车，不愿出钱出力，因为他了解还有人比他更需要灌溉，且更担心灌溉不上粮食无收的严重后果，这些更需要灌溉的或更胆小怕被饿死的人出钱出力，提供了诸如灌溉一类的公共品，不怕饿死的人就搭便车免费获得了公共品。这样一来，村庄中公益心高的农户或胆小怕被饿死的农户就成为每次公益行动中其他村民期待的对象，这些人在每次公益行动中都被期待出钱出力，其他人则从中受益。这些出钱出力者，要么利益受损，要么受益最少，他们很快就成为村庄的边缘人，因此首先成为“被饿死的人”，他们无力再来供给公共品，那些不怕饿死的人最终也无便车可搭，村庄生产生活的基本公共品无法供给，所有人的利益受损，所有人都因为没有灌溉粮食无收而“饿死”。

也就是说，在缺少公认规范，离开乡土逻辑的情况下，信息全对称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算计他人，结果是人人利益受损，社会基本秩序无法维系。在当前中国一些农村，村庄信息仍然全对称，但地方性共识却已经瓦解或陷入变动中，新的共识尚未定型，乡土逻辑也在蜕变。熟人社会的含义已有变化。

19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流动的增加，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就业多元化，收入已经发生分化。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村庄以外，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庄结构解体，村庄边界日渐模糊，村庄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和异质性的增加。过去习以为常甚至无须语言沟通的地方规矩解体，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兴趣、品味、秉性、需求都出现了差异，过去无拘束的交往减少了，村民越来越难以接受之前熟人社会中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不仅在规范上，而且在信息沟通上面，村庄也出现了与之前熟人社会大不相同的逻辑。这样一种行为逻辑，即构成半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既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又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的中问状态。

吴重庆将当前农村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所谓无主体，一是农村中青年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不在村里，村庄主体丧失；二是农村社会已经丧失过去的自主性，变成了城市社会的依附者。吴重庆对村庄主体的强调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他在较为实体的层面理解农村“主体”，他认为，随着中青年农民这个社会主体周期性进城和返乡，相应地，村庄也周期性地呈现出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熟人社会丧失主体的深层内涵还包括农民对村庄失去主体感。这种主体感就是费老所说的农民与乡土的利益关联、情感眷恋和价值归属，主体感就是“我们感”，它融发了人们对村庄的责任与关切，这可能与农民在不在村没有关系：有主体感时，远行千里依然心系故土，飞黄腾达要衣锦还乡回馈父老，最终还要叶落归根；丧失主体感后，即使身在村内心也在村外，村庄如何与己无关，自己得意失意也与村庄无关。这是半熟人社会区别于熟人社会的又一重要内涵。

（选摘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乡土本色半熟人社会）

材料一：

近些年，人们欣喜于一批独具匠心、堪为文化地标的新建筑陆续问世，对于一些怪诞丑陋的建筑也议论颇多。建筑的美丑、适宜与否，直接体现设计建造者的审美品位，深层次看，则涉及当代建筑如何继承与创新的重要问题。妥善处理建筑文化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成为激发造型创意、延续民族风格、提升文化品位的重要环节。

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多半生活在平原地带，建筑以泥土砖木结构为主；欧洲国家多处于丘陵地带，建筑以石拱廊柱构造见长。人类在建筑材料的选择、配搭以及营建中起主导作用，人们的语言、习俗和情趣等，共同凝结为民族意识，渗透于建筑的每一条肌理、每一个细节之中，最终固化为特有的建筑风格，形成文化认同。

建筑在实用和审美功能之外的文化象征意涵，常常和特定的民族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建筑设计建造者，在把握本土与外来关系之时，对这一点尤其需要精思熟虑，尊重建筑的“本土性”。“本土性”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全球化时代中的各个民族，汲取外来建筑精华为我所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拿来”不是照搬照抄，不是贪大求洋。在继承传统文化基因基础上借鉴外来建筑优长，在洋为中用、融会中西的深度化合中发扬光大我国建筑传统。

传统的沿革存续是动态的历史进程。如果不能吸纳与兼容现代科技和新的审美元素，如果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如果无法激情洋溢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建筑艺术不可能保持长久而旺盛的生命活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许多固本出新的成功案例无不诠释着这一朴素的道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孔子研究院、苏州博物馆和宁波博物馆等大型场馆的设计，不仅保留中国传统建筑的恢宏壮观，还结合时代需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或吸收地域文化，或融入民居特色，为文化传承留下宝贵的建筑范本。除场馆类建筑外，民居建筑亦如此。像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杭州富阳东梓关回迁农居、红河元阳哈尼族民居改造、湖州安吉景坞绿色农居、山东凤凰措的翻建项目等，力求把古典民居的韵致和现代生活理念密切结合起来，妥善处置私家房舍宅院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把当下生活的烟火气融入古典山水园林之中，在市井的喧置之地开辟一方闹中取静的洞天，让人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意境。

建筑属于复杂的造型艺术。外形美观大方、结构精确合理；布局舒展流畅、内饰优美和谐；既尽可能开掘实用空间，又赏心悦目、给人以安全舒适之感，是基本诉求。除了建筑语言要协调不“乱搭”外，还要充分考虑如何与周边建筑以及环境相协调。一座好的建筑，一定非常重视与周围环境的“对话”关系。比如苏州博物馆，白墙黛瓦和山水园林等元素，使建筑融入文脉传统和地理环境，玻璃、钢铁结构在室内借到大片天光，满足现代博物馆实用需求，立体几何形天窗与斜坡构成极具识别度的屋顶造型，整座建筑与周遭环境和谐天成，又透露出鲜明简洁的现代感。在与时空环境“协调”“对话”基础上形成的造型差异，使建筑的艺术个性经得起端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建筑为追求“网红效应”，有的作异好奇、贪大求怪，有的结构扭曲、意象混乱，既不美观又不实用，既造成浪费又破坏公众审美口味。

社会急需且期待给人以美感与震撼的新颖创造。在科技高度发达、新材料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今天，只有紧跟时代潮流，充分发挥设计与建设者的艺术个性，让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竞相迸发，建筑行业才能涌动蓬勃朝气，不断实现当代建筑营造的突破。

推动当代建筑固本出新，需要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拿出高远的眼光、见识与情怀，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要用造型生动、风格多样的新型建筑，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开辟适宜空间，树立鲜明文化地标，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我们时代的标志性文化遗产。

（摘编自云德《当代建筑应留下传世的文化地标》）

材料二：

城市文化地标或深植于历史文化，或投射着时代风貌，以鲜明独特的符号形象，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象征，与人们产生紧密的情感连接、文化认同。地标建筑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力来自生活。人们喜欢将博物馆、剧院、书店称为文化地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直接连通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生活。到一座城市先逛博物馆，人们才能加深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和现实文化的认知。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为例，建院以来，为观众带来1万多场演出，开展大量艺术普及演出活动，观众和粉丝遍布全国。正是那些传播文化、服务公众的不懈努力，使得文化地标的形象更加亲切、更加持久。文化地标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打造新的文化地标，必须丰富其审美内涵，完善其服务功能，让其在与公众的“紧密连接”中收获持久口碑和影响。

（摘编自智春丽《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

材料三：

泉城广场是山东省会济南的中心广场，南屏千佛山，北依大明湖，西临趵突泉，东眺解放阁，仿若湖光山色中的一颗明珠。广场东西长790米，南北宽280米，占地面积330亩，地上绿化面积8万平方米，水面面积约2万平方米，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2002年8月，泉城广场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联合国国际艺术广场”称号，泉城广场成为中国第一家获此荣誉的城市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将近四十米的泉标；采用天蓝色为主调，明珠镶嵌其中，构成了一个隶书的“泉”字，造型流畅别致，如水翻腾，而后一泻而下，再现了“趵突腾空”的绝美画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绿色技术创新以实现绿色发展为核心追求，注重通过创新来提供新的产品、工艺、服务和市场方案，减少自然资源消耗、降低生态环境损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实现路径。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绿色技术创新不再局限于单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层面，而是强调通过建立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管理模式和调控机制，"倒逼”生产者将资源环境成本计入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对污染治理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绿色智能装备等方面的需求，从而推动相关领域深度研发和生态环保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加速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智能化和可再生循环进程，持续引发各类生产组织在发展战略、产品服务、组织制度等方面的绿色转型，进而推动构建绿色、高效低碳的生产体系。这将转变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为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为企业发展增强竞争力。随着环境规制和生产体系环保标准的不断完善，对环境要求的提高能够激发企业围绕产品生命周期来拓展绿色业务，通过寻求绿色技术创新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为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通过增加资本、智力和装备投入，扩展本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链条，在生产方式变革中增加符合生态环保标准的优质产品的供给。与此同时，企业也会更加重视与国际环保先进标准的对接，通过与相关科研单位及企业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协同创新，来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企业潜在收益和品牌影响力。当市场中大多数企业都在积极寻求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就意味着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增强了竞争力，并促使我国产业逐渐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为绿色发展激发凝聚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追求，这将引导生产者重视生态发展规律，摒弃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取向，逐步确立起相应的社会生态责任，回应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在创新发展中，企业在改善区域和城市环境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等领域取得突破，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循环共享经济、现代产业链等领域形成新的增长点。这些企业在创造良好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的同时，也会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进而增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社会保障持续发展能力，在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互惠互利中谋求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的平衡点，激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凝聚力。

(摘编自高星、陈军《以绿色技术创新推进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