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要读懂《乡土中国》，首先必须了解这本书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本书，有许多内容都是针对乡村建设这一学派的学者们而说的。我们阅读这本书时，如果能清楚乡村建设者们的主张和学说，就能对书中的内容有较好的理解，就能学有所得。

此外，阅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就是树立文体的概念。《乡土中国》属于论述类文体，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乡土中国》共有十四篇文章，是对中国乡土社会各个文化层面的现象作规律性的阐释，这些文章用统一的社会功能学派的理论来分析，有贯穿始终的理论基础，同时它们又各自成篇，分别对应独立的主题。因此，我们在阅读时，要把握这一特点。

为了读懂《乡土中国》，我们还需要对这本书的写法做一些认识，它最大的写法，其一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即从生活中的事例讲起，逐步分析这些个别现象的特点以及包含的道理，然后再归纳出自己的结论，表明自己的看法。比如《无讼》一文，作者由浅入深地论述了两种社会形态中维持社会治理的方式，围绕“讼师”（律师）在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作论述，判然划分出了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对“打官司”的不同态度与看法。从而得出结论：都市社会，法律必不可少，律师地位很重要，而在乡土社会里，“讼”的发生，则是社会礼治的衰落和教化的失败。因为乡土社会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潜移默化的守规则意识，人们凭借心中的良知，就可以处理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可以维持和谐的社会治理。

其次，我们还要对《乡土中国》的语言特点做一些分析。《乡土中国》有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述，比如讲到作者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或讲述一个案例的时候；但讲到某种社会学的概念或理论时，的确是有些艰涩难懂的。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要紧扣文章的标题来读，因为文章的标题是全文中心意思的高度提炼。比如在《血缘与地缘》一文中，开头一段先讲血缘社会的基础是年长者对年幼者有强制的权力，第二段则论述生育是维持血缘社会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至于论述方面，作者通常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纵的方面是作者的观点及论证的层层分析和深入，横的方面则是对事实与案例联系的综合与分析，有时作者为了让自己的论述更加丰富有力，往往在横的方面展开过多，导致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把握不住纵向的理论推进，这时我们要注意回顾前文的论点，并与之进行对照，看看其论点是平行的还是推进的。

（摘编自《怎样读懂（乡土中国〉》戴庆华）

材料二：

像《乡土中国》这样的学术性论著，一般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专业阅读，目的性强，往往要带着专业的问题去和书“对话”，吸收或者质疑其中的观点。第二种是普通的非专业的阅读，主要是充实知识，拓展眼界，提升素养。两种阅读并非截然区分，有交叉，但各自的阅读取向与方法有所不同。

阅读社会科学论著，宜“粗读”与“细读”结合，先“粗”后“细”。第一步，先了解作者的意图，知道全书的主旨。可以看序跋，看出版介绍及相关评论，大致清楚作者和写作背景，看他为何要做这项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提出了哪些基本观点。既然是“粗读”，那就可以采取跳读的方法，把全书快速过一遍。

“粗读”之后，就进入了“细读”，主要是分析性阅读，在整个阅读中占大头的，要花更多的精力。“细读”时最要紧的，是“抓概念”。比如，《乡土中国》中的就有“乡土社会”“礼治秩序”“差序格局”“无为政治”等等概念，“细读”时要作为重点去“抓”。“抓概念”就是抓观点，抓重点，抓关键，特别是那些核心概念，抓住了才能纲举目张，把握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创见，理解其研究的价值。

阅读社科类论著，还要厘清其论证思路。《乡土中国》十四章，每一章都有一个“分论点”，诸多“分论点”汇聚并支撑起层级更高的主旨论点。每读完一章，最好还能用书中的一两句话或者自己的语言小结一下。

（摘编自《怎样读懂费孝通〈乡土中国〉》温儒敏）

材料一：

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试图从经济发展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怎样才算是“贤”呢？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对于史书注释，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没有什么理论含量。这是对史书注释的误解。比如，元代学者胡三省不仅对《资治通鉴》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辨析史事上记载的讹误和前人注释的错误，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比如，《资治通鉴》记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谎言。对此，胡三省在注释中加以无情揭露：“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这就以人所共知的事实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尤其可贵的是，胡三省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无不出于“民力”。他在《资治通鉴注》中还特别强调历史的善恶惩劝作用，认为《资治通鉴》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所以他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指出：“《通鉴》书之以为后世戒。”“后之守国者，尚鉴兹哉！”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使我国史学发展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本来，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充足养料。

（摘编自仓修良《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

材料二：

史学何为？史学的重大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

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追求，也是当下和今后史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20 世纪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如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夏鼐、白寿彝、刘大年等。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城市史等研究，有很多成果就是史学研究对社会关怀的体现，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

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努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史学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史学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必将有更大作为。

(摘编自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

中医学发展须守正创新     

张其成

不久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稳步提升，达到15.34%。在全国15—69岁人群中，具备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人数据推算超过1.58亿。这一结果说明，中医药健康文化的普及度越来越高，中医药在群众日常健康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守正，意味着坚守正道，坚持按事物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办事。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核心，就在于中医学思维的规律。中医学思维的特征可用一个“和”字概括。这既包括形神中和、气血中和、脏腑中和，也包括天人中和、人我中和、人物中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发端于中国古老的经典《易经》，后为儒家、道家和医家所继承并发展。中医学讲究调和致中，如果失调就会生病，治病就是把失调的状态调到中和、平衡的状态。

中医学的传统中，有“医源于易”的说法，是指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思维方式源于“易”。易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包容创新，既表示自强不息、变易创新，也意味着厚德载物、包容广大。中医学历史上，从元代前后出现了不同学术流派，各学派在思维方式上借鉴了宋儒对易学的创新和发展。到了近代，中医学也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冲击。当时一批中医学家以中西医汇通的方式应对变化，另一方面仍坚持发扬传统，从未丢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根基和精神实质，挺起了中医药的脊梁。

可见，中医学之所以能历尽千年而不衰，能够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守住了中医学调和致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这既是中医学经千百年发展的智慧选择，也是中医学发扬光大的守正要义。只有守正，中医学才能实现文化自信、创新发展，为人类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如果说守正是固本，创新则决定着未来。中医学如何创新？“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是核心要义所在。当前，中医学的创新大致可分为两个思路。一是主张继承就是创新，强调完全按照传统中医来治病、授徒。二是主张充分利用现代医学和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等，强调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两种思路都有可取之处，综合起来，就是要走一条守正创新的路子。中医学的守正创新强调以中医为主导和本体，以西医及现代科学为支持，推动中医药实现真正的创新发展。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中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守正创新的历史。正因为受到不同时代哲学成果、科技成果的滋养，中医药才能不断发展进步。当代中医学绝不能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否则不仅无法实现创新，甚至可能在自我封闭中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相信，中医学只要守住最核心的思维精华和价值观念，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大胆创新，不断开拓，就一定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更好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0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