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图像与文字是记载人类活动的重要媒介，《尚书》里“河龙出图，洛龟书灵，赤文绿字，以授轩辕”就暗示了这一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意在强调绘画在记录往昔事件、历史人物的容貌和风俗习惯上比文字更有效，同时他引证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的话“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来反驳重文轻图的现象。初唐裴孝源提出“史为掌图之官”，因为图像具有“前贤成建之迹，遂迫而写之”的功用，可以将历史的生命形象地传诸千秋万代。图像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证史，也可以造史，历史画创作的意义

显而易见。对图像的历史价值的新认识，在欧美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写作性质的学术论争。有人认为历史是科学，它必须据实纪事，甚至直称越是枯燥的历史越真实。有人认为历史是艺术，必须写得引人入胜，犹如文学故事，只不过是受特定时间、地点的限制，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而已。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史学家必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是悖论，一方面，必须尊重历史人物或事件特定时空的限定；另一方面，必须表达撰史者的个人思想和判断，无以“成一家之言”的史书，没有艺术魅力的历史，皆无法成为可传之信史。历史画创作与历史写作有相通之处，司马迁式的历史真实性在于写作智慧，历史画的真实性则在于艺术品格。历史必须追求真实，但只有在承认影响真实性的各种因素的前提下，才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艺术的真实性亦如此，只有达到艺术表现真实性的前提下，历史画才具有真实性。

历史画是美术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其概念本身也发生着变化。美术中的历史画是叙述故事，描绘故事中的某个人物神态或事件的瞬间运动，而不是讲述某个特殊的静态题材。“历史画”在西方语境中起先指“故事”，在19世纪50年代前的西方，历史画并非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场景，它包括宗教故事、神话故事、寓意画等，到了19世纪，历史画才把重点转移到世俗的历史事件与场景。

然而，不是所有的文字历史就是史实，也不是所有的史实都可入画。历史画家必须深入研究手中可画题材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的遗迹与实物，运用历史的想象力重构人物和事件情境，并以合适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古今中外的伟大历史画杰作，无不以艺术性超越了所再现史实的真实性而抵达更高的理想真实。

在新的时代里，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图像渗透生活的视觉时代里，探究如何以图像撰史是我们美术界的人文使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革命历史画创作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时隔半个多世纪，这批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精神震撼力依然强大如故，像罗工柳所作的《地道战》，在油画技法方面虽然有所欠缺，但整幅画面的构思和人物动态与景物的构成巧妙完美。画家将亲身经历的战争转化为艺术的真实，从一个事件的瞬间，典型地透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宏大场景。正是作者的艺术真实，使之超越了史实和表现技法的局限，达到了更高的真实。在这中间，艺术真实的灵魂是艺术家的真诚，这种真诚赋予作品以永恒的感染力。

（摘编自曹意强《图像证史与图像撰史——关于历史画创作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材料二：

传统艺术史家关注的，一是最精彩的天才作品，二是某类作品的源头或者代表，三是风格异乎常规的特例。由于“类型”“超常”和“源头”常常是他们研究的重心，因此创造的天才和天才的创造常常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凡是以“美术史”“艺术史”冠名的著作，除了历史早期没有特别多的“名作品”之外，从展子虔以下，排山倒海而来的是董源、巨然、宋徽宗、黄公望、唐寅、董其昌、石涛等名家的作品，在艺术史这是必然的。可是，思想史家未必重视这些艺术精品，反而选择的是“落入俗套”的艺术品，就是那些看上去平庸的、重复的东西。思想史和雕塑史、绘画史、建筑史、书法史等不同，研究艺术，当然要注意高明的、杰出的、独特的作品，但是从思想史来说，那是“超常”，并不能代表同时代人的一般想法。而“俗套”则意味着世俗的日常观念和普遍习惯，当某些图像成了惯用的套数，使用者都习以为常地认可它们的象征性，恰恰说明这些东西背后已经有一个普遍的习惯的观念。换句话说，研究艺术史的人是注重“异”，与众不同才有价值和独创性；而研究思想史的人却恰恰要注意“同”，即烂熟的套数，正因为大家都习惯这样画，画面背后才反映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日常观念，这个观念，正是新思想史要研究的内容。

（摘编自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

材料一

当今中国正大踏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上演着一个个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世界为之惊叹喝彩。讲故事是进行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国际话语权，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发掘中国之美。“欲扬其美，必知美之所在”。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取之不竭的故事宝藏，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当代中国喷涌着数不尽的故事源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中国梦征途的蹄疾步稳、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凝结成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向世界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就要善用生动精彩的故事，讲清楚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创新表达方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创新表达方式至关重要。好的表达，是真实与艺术、内容与形式、“陈情”与“说理”的有机结合。创新我们的表达，赢得世界的倾听，就要认真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中国表达不断创新，坚持“国际范儿”与“中国味儿”相结合，中国故事就能跨越种族、文化和地域的藩篱，直抵人心，中国形象就能润物无声地融入国外受众的脑海。

汇聚各方力量。“一手独拍，虽疾无声”。合唱比独唱更震撼更有气势，和声比单音更动听更有韵味。中国故事的“大合唱”，需要政府部门打好“拍子”、做好引领，统筹协调。媒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新闻发言人、专家学者、文化交流使者和出境人员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骨干。“领唱”不力则“合唱”不响，“各声部”无声则“和声”难鸣。惟有人人都是故事员，个个都做传播者，中国故事才能讲得气势磅礴，赢得世界更广泛的欢迎和赞誉。

（取材于宣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从传播学角度看，讲故事也属于一种传播行为，因此，它需要符合传播心理学规律。

研究证明，在一个富余的信息场域中，受众的选择性很强。选择的范式，既有选择性重视，也有选择性忽视，还有选择性遗忘。故事如果讲得不好，故事中包含的很多信息，在产生传播效果前就已经被忽视、被遗忘了。

在故事传播中，“人”应该始终占据中心位置。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是各种故事的主人。故事当然要有情节，但更要聚焦人的心灵，人的甘苦冷暖。好的故事不是硬编出来的，而是真实的人生写照。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人的奋斗、人的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实践，这些实践都贯穿着人的情感。情感是流动的血脉，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更容易让读者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在对外传播的大量实践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政治体制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迥异的受众，在接受心理上却有着共同特征：听故事的人最在意，异国的故事与我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关联？你讲的故事与我的关系体现在什么地方？你讲的故事对我的成长发展有精神上的帮助吗？生存、关系、成长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分别为E．R、G，把ERG组合起来并当作提示语，提醒自己在讲中国故事时要重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

新世界出版社印行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书名叫《中国关键词》。这本小书帮助外国人从关键词的角度，理解中国故事中一些必不可少的概念。小时候听广播中的孙敬修讲故事，发现他很注意在讲的过程中，时时解释一些字词句的含义，照顾到小听众跟不上情节的情况。现在我们给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是不是也要学学孙敬修，从听众的认知基础入手，在细微处多下功夫，进而成就讲故事的大家风范？

（取材于江作苏《探索表达规律，讲中国故事如何不事倍功半》）

材料三

对外表达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形象和声誉。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就将会“被别人表达”。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作为一股风潮席卷世界，“中国符号”成为世界的“商业利器”。比如迪斯尼电影《花木兰》，全球总票房高达3．043亿美元，《功夫熊猫》更以5．771亿美元的票房，创造了好莱坞动画电影史上的票房奇迹。

为什么同样的故事我们很难讲到国外去，别人来讲却可以风靡全球？区别在于我们讲花木兰的故事只突出了忠孝，而迪斯尼塑造的花木兰，则是一个追求实现自我和男女平等、具有丰富情感的女人。

要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先要清楚应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价值观，悉心研究和调整讲故事的策略，提高再创作故事的能力，采用能引起世界共鸣的方式讲述。

2016年G20峰会上，《最忆是杭州》就是对中国故事的一次成功讲述。

《最忆是杭州》共有九个节目，其中《采茶舞曲》是由300名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舞蹈演员集体演绎的，“采茶姑娘们”用优美的身姿尽情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和美丽。在《美好爱情故事》中，导演择取“伟大的爱情”这一视角来赞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坚贞爱情，通过戏、曲、舞、歌等多种艺术形式，形象表达了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茉莉花》作为最负盛名的中国民歌，其经典旋律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是极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东方音乐符号。此次晚会上的《难忘茉莉花》是基于《茉莉花》的一次再创作。这些表演，都恰当地使用了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并提取能与世界人民互通、互感的部分，用情感引起国外观众的共振，这就是“情感共振的故事讲述”。

《最忆是杭州》中来自外国艺术原型的节目也巧妙融入了中国符号。在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天鹅湖》中，导演将西湖的断桥融入其中；《月光》是法国钢琴家德彪西的传世之作，当承载着钢琴和演奏家的平台缓慢地在水面上移动时，背景仍然是断桥。整台晚会采用中西合璧的叙事视角将中国文化进行讲述、传播，向世界传递着人类共通的情感力量，传达着融合共处的美好愿景和中国文化的自信。

（取材于郑英明等的相关文章）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共有禀赋。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以黄河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为母亲河的两个伟大民族，都曾经长期引领各自所在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声名远扬的法国思想家们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进入近现代，两国都经历了民族苦难、战火洗礼和对发展模式的艰辛探索，走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法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随波逐流，不随风起舞，积极倡导和致力于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材料一：

随着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新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正式获批，中国全面开放的试验田已达18个，形成了“东西相向，南北互补”的新格局，自贸区有望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自贸区正在成为各地培育新动能和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经济功能区，而在这6个新设自贸区这里，不难看出越来越鲜明的新经济特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这次新设自贸区所共同聚焦的领域。各自贸区通过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发挥战略叠加优势，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突出以创新和新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按照规划，新设自贸区将在充分借鉴现有自贸区成功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自战略定位和地方特点，围绕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不同方面，提出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具有系统集成性的差别化改革试点任务。从长远来看，专注于某一特定行业的自贸区，可以实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效益，掌握特有技术，增加劳动专业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当地竞争力。

同时推出6个自贸区无疑是大手笔，这反映了中国内外联动、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思路，是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具体措施。

（摘编自朱克力《以扩容为契机打造新经济自贸区》）

材料二：

自贸区是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先行区，也是对外开放压力测试的试验田，自贸区创新前行的每一小步，可能都是对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竞合中“中国方案”的一次丈量。

上海临港新片区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在适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各项开放创新措施的基础上，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力度，实现新片区与境外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此外，在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建设中，位于华南沿海地区的深圳正在与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上海遥相呼应，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支持深圳试点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深圳。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前沿，沪深两地的“隔空握手”自然是力度非常。诚然，上海自贸区与深圳示范区的定位和使命不尽相同，但是其展示的我国对于对外开放的欢迎、包容、坦诚与自信却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张歆《自贸区开放对标国际最强国际经贸竞合迎“中国方案”》）

材料三：

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协定属于典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签署的协定，顺应了当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经济不断向外向型发展。自2008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新西兰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量有了稳步明显的提升。中国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双方建立沟通对话机制，合理公正地对待一些贸易纠纷；有利于积极发挥示范效应，促使其他西方国家给予中国公正的贸易待遇，而且双方消减了贸易中的许多壁垒，促使了双方贸易额进一步增长，并扩大了双方的贸易合作领域；使双方发挥所长，并且各取所需，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同时也优化了本身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自贸区内的贸易质量和福利水平，实现了经济互补。

（摘编自吴向阳《中国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现状和前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