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服”一语，是21世纪以来由传统文化爱好者提出的社会学概念，由此引发的社会热潮反映出当下社会对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诉求。从广义的社会学范畴来说，汉服是对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统称，泛指以汉民族传统服饰为主体，在社会演进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服饰特点后逐渐形成的华夏服饰体系。

狭义的汉服专指汉代服饰。“汉服”作为服饰名词首次出现在汉代文献中。据记载，西汉初年在荆楚故地的长沙国至少存在两种服饰系统——汉服和楚服。这里的汉服应当是指以关中京畿地区为代表的服饰系统，体现了来自汉代中央政府的服饰标准化规制，服饰的类型、款式、分布地域、发展渊源均与荆楚地区的服饰传统有别。

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初年的汉服系统中存在长度不等的上衣，但以斜直交领长服为主。根据上衣的厚薄程度又有“襌衣”“袷衣”之称。以交领长服为例，其基本特点是服饰整体形态偏瘦长；领口交叉位置下移，显现出内衣领口凸起的拥颈；腰际线较低，近臀部；小曲裾；下摆前长后短，前部长可及地，后部较短、呈弧形内凹；窄细衣缘。这种款式特点与东周时期的华夏服饰体系一脉相承。东周服饰呈现多元化的地域特点，这些多元化的特点在西汉初年汉服的构建中均有所体现，汉服的基本特点均可从东周多元化的服饰体系中找到渊源。如汉服中领口独特的拥颈表现形式常见于关中地区的秦文化，下摆后部内凹的款式特点来自战国时期的海岱地区的齐文化，小曲裾的裾式特点则明显受到战国时期荆楚文化的影响。此外，以红、黄、青、白四种色系为主的单色服饰作为汉服系统的色彩装饰特点，与战国时期的诸多服饰文化均不相同。因此，以往研究中普遍认为的汉初服饰源于战国时期楚文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实际上，西汉初年，汉服系统不仅渊源广泛，且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标准化的服饰风格，与当时的楚服风格存在显著差别，楚服系统自身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与战国时期的楚服风格日渐分离。

西汉中期，汉服持续吸取了楚服的款式特点，自身不断改进，形成了全新的汉服风格。同样作为代表的交领长服的整体形态渐趋宽松适体，具体表现在：领口交叉位置逐渐上移，凸起的拥颈渐趋低平；袖口由宽袖或窄袖演变为有着垂胡的阔袖；腰际线不断升高；小曲裾加长，形成细长曲裾；下摆逐渐外撒，后部常见的内凹圆弧逐渐趋平，前后平齐。与此同时，楚服也同样对自身不断进行改进，呈现出以上诸多款式特点。自此以后，汉服与楚服的款式差异日渐缩小，彼此吸收融合。

西汉中期不仅是汉代统一的服饰面貌的形成时期，也是又一全新的服饰文化格局的发端期。在这一格局下除西域诸国和西南滇文化的服饰面貌仍保留着本土特点外，汉王朝统辖的大部分地区的服饰面貌趋于统一，形成以交领右衽为基本特点的汉服体系。汉服体系中的礼服、常服、军服、劳作服饰、演艺服饰又具有各自独特的款式特点，功能丰富而又明确。尽管如此，交领右衽仍是各类型服饰的核心款式特征。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汉服的类型和款式虽屡有变化，甚至出现背后开合穿着的圆领反闭服，但这些并未撼动交领右衽服的核心地位，汉服的总体形制始终稳定发展。

史载龟兹国王及夫人自西汉元康元年入汉朝贺后，便“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可见西汉昭宣时期的汉服已非单纯的服饰类型或是对某些具有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饰类型的统称，而是汉家礼仪的重要内容，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标识。

（摘编自王方《汉服成为中华文化符号的观察》）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可叹的是占中国总人口比例90%以上的汉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在阔别了近四百年之后，在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之中，又重回中华大地。

中华复兴，衣冠先行。汉服复兴的浅层意义在于重拾我们汉民族的民族服饰，找回汉民族统一的外在标识，重新确立中国独有的民族服饰体系。复兴汉服任重而道远，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而汉服不仅仅是一种服饰，其背后所承载的是中华礼仪、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

长久以来，中国在进行对外活动时一直缺少一件能代表中国大国形象并体现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服饰。近现代以来出现的旗袍、唐装、中山装等都是改良服装，它们没有与中国千年传统服饰衔接的过程，它们承载不了中国数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国家迫切需要恢复汉服，当今的汉服复兴运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文化运动，更是受国家支持，并响应国家文化复兴和发展方针政策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

（摘编自张祥轩《浅析汉服复兴的当代意义》）

材料一

OMO（即Online-Merge-Ofline）学习方式将重塑传统意义上教与学的关系，学生将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老师则是引导、调动、组织学生自主、自律学习的人，是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人。

“学习为重”是OMO学习方式的核心理念。OMO学习方式的重心在“学”不在“教”，“教”与“学”变成两个问题。教得好并不意味着教案写得多完善、讲解多精彩，关键在于是不是以学生为中心，能不能促使学生真正地去学习，让学生确实学到知识和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

“学习为重”意味着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必须发生转变。传统课堂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普遍将学生当作容器，教师只是知识的提供者，教学过程中表现为教师目中无人、我讲你听，教学的目标就是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学习就是背标准答案、搞题海战术。OMO学习方式强调学生“自助式学习”或自主学习，在制度上和教学设计上要保障学生享有较多时间空间和意志的自由；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加持，教师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线上的高效和便捷进行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学习为重”意味着“教”与“学”权重的合理倾斜。传统课堂普遍存在重“教”轻“学”倾向，教学设计中以教定学，学生被动学习甚至虚假学习；教学目标、内容、过程、要求整齐划一，信息化程度比较低。OMO学习方式注重以学定教，“教”服务于“学”，服从于“学”。教师因材施教，师生互动互变；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主要提升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学习中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我能学”“我会学”，学习有目标、有兴趣、有动力、有责任。这次“疫”下教育已经表明，学生不在校、不在课堂也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能取得学习成效的。只要技术设备和技术应用没有问题，只要学校或老师设计好学习任务并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源和线上指导。即使学生不在校、不在课堂，学习也不一定局限于线上，也可以涉猎广泛的线下资源。

“学习为重”意味着教师的角色定位必须发生转变。在OMO学习方式状态下，教师角色将会发生巨大改变。知识性教学大多由线上承担，教师则承担更有意义的工作，包括学习任务的设计、督促、激励、陪伴以及与学生的情感交流等方面。未来，线上教学将会以“教书”为主，而教师则以“育人”为重，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线下支持线上、线上赋能线下，倍数级放大教与学的效果。

在业内人士看来，OMO学习方式目前还局限在“点”上发生，未形成“面”上格局。OMO学习方式代表着教育的未来，它将超越单一的线上或线下教学，成为未来教育教学的基本模式，因此要利用疫情创造的大规模线上教学契机，适时推进传统课堂向OMO转型，让OMO形成“面”上的声势。推动线上教育普惠与个性结合，则需要在顶层设计上，逐步找到统一建设与百花齐放的界限。统一建设的部分国家要大力保障，百花齐放的部分要驱动应用、提供竞争。目前，全国缺乏大而全的教育信息化资源供需对接平台，一方面要推动国家和各级各地教育信息化平台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框架下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在多级多地的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方面，逐步找到统一建设与百花齐放之间的界限。

摘编陈金芳、马新礼《线上线下融合：重塑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

材料二：

技术对教育的不断渗透，在很多人心中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技术发展得实在太快，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适应。郭大光评论道：“真正影响技术倒逼教学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教师业已形成的教学惯性或教育记忆。这种惯性和记忆，已经被模式化和固化，且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状态。使用一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就要改变原来的教学习惯甚至行为习惯，突破多年形成的心理场。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对新技术使用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和排斥感。”郭文革则直言“今天关于教育信息化的很多争论，本质上不是关于技术与教育关系的争论，而是站在印刷技术环境下的教育的立场上，对互联网时代教育探索的质疑和批评。”

目前线下教学经常采用多媒体辅助形式，倾向于在课堂中限制使用网络和移动终端，这凸显了学校教育的保守，正因为如此，在线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知识的内涵、结构、载体、传播方式等发生变化，这就必然要求学习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学习目标和方式的变化又进一步要求教育教学目标和方式发生相应的改变，只有融入互联网的教与学才能适应这些变化。线上教学本质上是教师带领学习者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与知识的选择、加工、整理、交流与交换，并共同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也是今天我们必须大力推动在线教育的底层逻辑。正因为如此，在线教学不必追求与线下教学完全等效，也不仅仅是为了与线下教学优势互补以实现传统的知识传承目标，而是应该实现课堂教学无法实现的更高教育目标。“为创新而学习、在学习中创新、对学习的创新”应成为在线教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在线教学不是为了替代课堂教学而生，而是为了超越课堂教学而生。评价在线教育的成效不能仅仅看考试分数，更应看学生多方面能力和思维的发展；不能仅仅看学生理解和记住了多少知识，更应看学生完成了多少任务和作品，解决了哪些问题。同样，评价一位在线教师的教学能力，也不能仅仅看讲课有多好，更要看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信息技术能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能力和教育创新能力等。

在线教学的开展将推动课程教学目标从教材大纲中的知识目标，扩大到包含信息素养、自主学习能力、自我规划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在内的能力目标；教学材料将从单一学科的纸质教材，扩大到包含网络中的多媒体学习资源；教学方式将从讲授为主，扩展为直播与录播授课、微课和慕课自学、在线研讨与交流、任务驱动的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的有机组合：学习流程将从传统的“预习+听课+复习”，发展为“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线上交流互动协作+学习成果展示与分享”；教学评价将从单一的标准化考试，转变为多元化评价与过程性评价，以及从重视知识的理解记忆，转向重视知识的迁移应用。虽然大多数教师在涉足在线教学的初期，会采取将线下课堂向网络简单“搬家”的做法，但随着对线上教学规律认识的提高，势必会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流程、教学评价等方面，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造乃至彻底重构。

在线教育的发展，并不会全面取代线下教育，而是将知识的传递、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建构等更多地放在线上进行，知识与技能学习、实验实习实践活动等仍然在线下进行。即使是疫情期间的完全线上教学，也离不开线下学习活动的参与，只不过此时由原来课堂里的同学，更多地变成“教师——家长——学生——社会”四方构成的学习共同体，由此，新的学习生态在逐渐形成，学校与社会的区隔被逐渐打破。未来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界限也将逐渐消弹，在线教学与线下教学将逐渐融合，只不过会以线上教育统领、整合、带动线下教育而已。

摘编王竹立《替代课堂，还是超越课堂？》

材料一：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箱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但近年来，各地在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进程中，“地摊经济”几乎退出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城市整洁了，城市烟火气、生活味儿也淡了。

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黑夜中的光亮。“琴棋书画诗酒花”固然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特别是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地都在狠抓“六稳”“六保”落实，更不应让一些管理方面的顾虑拖累“保民生”的步伐。前段时间，成都市有序放开“地摊经济”。两个月来，这一举措不仅保障了成都市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事实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放眼全球，从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到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再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世界各地都有“地摊经济”。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不仅让本地居民直接受益，也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有些集市还成了世界著名的打卡“地标”。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政策制定会更加人性化。粗暴的“一刀切”切掉的是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只有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

（摘自《释放“地摊经济”活力，让城市更有烟火气》，新华网2020年5月25日）

材料二：

据有关新动态，目前全国各地区针对地摊经济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与规范。随着地摊经济有序发展，零售巨头也纷纷加入，共同促进地摊经济的转型升级。电商巨头纷纷加入，先后推出了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6月2日，京东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500亿的货源，并提供数亿元进货补贴。新路通还联合京东数科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的无息赊购，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和百万家地摊。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消费券通过引流为小店增收。5月29日，阿里巴巴推出地摊经济扶持计划，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

（摘自《扶持地摊经济小店经济，京东、微信支付、美团、苏宁都出招了》，澎湃新闻2020年6月2日）

材料三：

“地摊经济”一放开，不少地方出现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但是，热话题也需冷思考，面对遍布大街小巷的地摊，也有人担心会不会阻碍交通？商品质量如何得到保证？食品和环境卫生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担心绝非多余。

过去，一些城市的监管者过于苛刻，对摊贩缺乏起码的包容。而现在，一些城市又过于宽松，缺乏基本的治理。从一些媒体披露的场景看，有些地摊存在脏乱差等问题，满目狼藉，确实令人不敢恭维。“放开”不是“放手”，也不是放松，而是讲究“有序”二字。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比如有的划定固定摊位，有的提出摆摊应有时段限制，还有的要求经营食品加工的必须办理健康证……放管得当，就能激活一池春水，就能提升民众的美好预期，就能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经济恢复更有热度。

（摘编自《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人民日报》202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