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山水艺术，一直是文化传统中特殊的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在中国经典人文艺术的生长延续中，“山水”不仅寓指自然的空间和时间的长度，它从古至今尤其是魏晋以来，就以一种不可替代的艺术表现形态进入中华艺术史视野，进而演进为历代文人画家的生命厚度与精神长度。“山水”因其坚固地附着并恪守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河床，使得山水艺术之深远、广博，在近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激荡碰撞、交往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蕴含与审美价值。

早期的中国山水艺术审美观，大致可分为儒家的象征式山水观、道家的非对象性山水观、魏晋的情感化山水观三类。我们倘若抽离于自然山水本身，可以看到，这三种自然山水“创造”模式，本质上蕴含了古人对自然生命、社会文化的不同维度、层次的体察和感知。在历史中发展的中国山水绘画的高度艺术性与深厚人文性，造就了其承载的人们对中华文明文化视觉、知觉与感觉的无限变化与可能性，包含了山水艺术与哲学、宗教、思想、文化乃至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超越于上述关系的艺术“审美性”与精神“超验性”。

从人文视角看，中国山水艺术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人文精神特点：其一，山水艺术汲取了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之精髓，尤其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并融会贯通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文脉之中，具有特殊的思想文化渊源、人文内涵特征以及传统哲学框架中“画道”①的烙印；其二，山水艺术注重艺术形式的整体构建与写意构筑，注重自然万物的密切联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由“哲理”延伸拓展到“艺理”层面，即重视创造性与心性的交融互动，突破技艺与手法的限制，使其艺术表达展现出既多元一体、又丰富纷呈的面貌；其三，山水艺术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营造及文化价值塑造品格，如自然生命和谐的情景审美、风景即心境的审美意象、形神兼备的气韵审美等等，构成了中国式山水艺术审美不可或缺的重要美学特质，也使其成为日臻完善、深具影响的艺术种类。

当然，应当看到，中国山水画经历了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当下已进入到信息化、互联网、多媒体乃至人工智能新时代，世界文化交流语境和社会发展背景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置身新时代的山水画研究者、传承者、创作者，必须要保持文化上的警醒与自觉，必须要秉持艺术上的自律与创造，必须要葆有精神上的反思与追求。那么，我们必须面向传统山水艺术的发端源头，在时间的流变中守住山水艺术的人文意义与价值底线；我们还要保持和发扬山水艺术长期形成的品质与特征，在空间的格局中拓展山水艺术的正大气象与审美底线，这两个方面的整合与归一方能实现传统中国山水艺术的当代转化，方能凸显当代中国山水画的艺术个性与顽强生命力，也才能有足够的度量来吸收消化时间河流中的新文化、新艺术基因，凝结成“山水”命题的当代意义与人文艺术精神旨归。

（摘编自蔡劲松《山水艺术与中华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拥有漫长的农耕历史，农耕文明渗透在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土地——山水田园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因为它是托身之所，依靠它养育生命、繁衍子孙，乃至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所以即便在今天，很多中国农村依然保留有土地崇拜的风俗。不仅如此，围绕山水田园还形成了灿烂的山水文化。中国自古就有“乐山”“乐水”的传统观念，山水可游、可观、可居，还是涵养性灵、寄托情怀的精神庇护所，如诗歌吟唱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水诗先于山水画发展成熟，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山水文化的核心表达。在形成于魏晋时期的山水诗的带动下出现了专门以山水为题材的绘画，并在五代两宋时期发展达到高峰，形成了诗画交融的传统，渐而与毛笔书写的书法艺术演变合成诗、书、画一体的独特的绘画表达。尽管历经元明清的朝代更迭，山水精神和诗书画的传统依然在封闭、节奏缓慢的封建农耕社会的历史时空中随着时代不断传承、变异，安静地发展了近千年，直至20世纪。所以，山水既是物质的，又是人文的。物质的山水是生命的依靠和寄托。人文的山水则传递了代代相传的艺术传统、人文精神和哲学思考。故而，山水不仅是山水，很多时候它就是人身之外的一切；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它代表着“地”，代表着“天”，代表着至上的“道”。

（摘编自李诗文《山水不仅是山水》

【注】①画道：中国画学加上传统哲学而形成的中国画道理论体系。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成熟、有效。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考生的出身、社会关系、名声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枚《阿房宫赋》等都作为“行卷”而知名。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声名远扬，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

而宋朝科举的特点主要有：

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

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再送考官评阅。

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取胜。

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比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

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寒素子弟仅占15.9%。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足以证明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摘编自李贵《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晚唐时期，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的“意”“态”，标志着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画”应运而生，进而在后代产生了“南北之论”。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穷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的提出与时代际会以及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法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媚妍气。

然而，历史没有给董其昌以拙朴的机缘，也没有给阮元以淡远的恩赐。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虚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摘编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