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文学发展面临诸多不利或有利条件。

就不利条件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不管我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文学的日趋边缘化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极为复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和资讯的日益发达，原先属于文学的天然权利正在逐步丧失。从文学的教育功能来看，社会教化的责任主要由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来承担；从文学描述、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来看，现代媒体早已取代文学，成为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信息终端；而从娱乐功能方面来说，文学也已经有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娱乐和文化工业体系。举例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读小说还是日常生活中首屈一指的文化娱乐和消遣方式，而在今天，我们的业余时间大多为看电视、旅游、玩电子游戏、上互联网等娱乐方式所占据。

虽然文学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我们无需为此感到担忧和悲观。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从来都是一项既非重要亦非不重要的事业。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之所以会对文学在往昔的辉煌念念不忘，完全是因为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这里所说的“黄金时代”，指的是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差不多两百年的文学发展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由于现代小说的兴起，文学的声望和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在文学整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也许会有人问，这个黄金时代怎么会突然出现，又很快消失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按照伊格尔顿在《英国文学的起源》中的说法，文学之所以会忽然变得重要，首先是源于西方宗教的衰落，其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人的异化和情感分裂。人们把文学视为治愈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良药。而在近代的中国，为了启蒙大众，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文学的作用和功能也被大大强化了。众所周知，梁启超在《论文学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的作用归结为“熏、浸、刺、提”四个方面，并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小说不发达，而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亦着眼于对社会的启蒙和疗救。

伴随着文学黄金时代出现的是一系列文学制度、写作机制、文学观念的重新确立。比如说，现代版权法的产生，从根本上规定了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使得文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来，原本无利可图的文学作品可以进入市场流通，文学作者终于可以获得合法和稳定的报酬。这也反过来刺激了写作和文学作品的出版。再比如说，由于大学设立了文学专业，也使得原先处于“业余状态”且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文学，成为一门科学。20世纪的文学理论空前繁荣，精彩纷呈，而文学的科学化始终是其重要内核。

不管怎么说，到了今天，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并未衰落，它实际上不过是重新回到了常态化的状态之中。如今的社会上，充斥着“文学已死”一类的悲叹，对于这种看法，我们无需理会。其实，“文学已死”这类声音，早在15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文学在今天依然活得好好的。

（摘编自格非等主编的《文学写作》，有删改）

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在设置人物来推动剧情发展上，都突出了主要人物的重要性和次要人物的辅佐性。他们的悲剧中，都只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人物。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中心人物自然是含冤赴死的窦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中，中心人物则显而易见地分别是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当然，莎士比亚的另外两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心人物是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两对情侣，但他们都是可以当作一体看待的。两位戏剧家的核心人物设置手法，区别于后来出现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主角，甚至多主角的戏剧人物设置。体现了较为保守的戏剧人物设置手法，符合单一戏剧线索的要求。 关汉卿的戏剧人物全部是善恶分明，正邪明晰的典型人物。正面人物就是一身正气、意志坚定、抗争到底的典型；反面人物则是狡猾奸诈、恶毒卑鄙、瞒上欺下的典型。这种人物的脸谱化，和中国戏曲的角色脸谱处理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体现了由于时代的限制，文人思维的固定性一时无法改变。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的人物则显得比较丰满和富于多面性。他所描绘的每一个英雄都有其自身不可消弭的缺陷：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奥赛罗的嫉妒冲动、麦克白的好胜野心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性格共同的缺憾，这样的处理，使得英雄的形象既不被刻意夸大，又显得明朗鲜活、真实可信。

关汉卿的悲剧《窦娥冤》说的是劳动妇女受欺压被冤枉的故事，所以主人公自然是社会的底层百姓，而且还是在封建时代地位最卑贱的女性形象。她们力量微薄，信任所谓的王法，寄希望于皇家任用的所谓清官，然而却总是事与愿违。这部悲剧既揭示了剧中主人公受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也颂扬了她们的坚毅反抗精神。而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则必须是贵族。这是由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和受到古希腊古罗马悲剧传统的影响所造成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在拥有高贵血统和高尚灵魂的贵族男女身上，才有可能演绎灾难性的悲剧。而低贱的平民是没有资格成为悲剧主角的，他们的故事只能被写入喜剧供人嘲弄。

造成人物命运的原因，中外两位戏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关汉卿的人物之所以最后陷入悲剧的结局，大多是因为社会势力和当权者的残暴，和异族对汉民族的残害。所以，他会安排一系列代表社会病态的丑恶与奸邪，如抢劫、霸占、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等恶行来造成主人公的悲剧。可见，他表现的是悲剧的客观性。莎士比亚则相反。他强调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即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结局，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而应该自己负责。另外，他的悲剧还存在人物被命运摆布，逃不出命运的宿命论色彩。

家风家训是一个社会最基础、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方式，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可触及灵魂并涤荡心灵，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约束力，往往比正式制度更有力度，更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以新时代的话语表达赋予传统家风以新的内涵，梳理和萃取其思想精华，推进传统家风的创造性转化，建设新时代的优良家风文化，是一个重要课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我国各方面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优良家风家训的基本内容。要通过对主流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与主流价值观的自觉维护，提高家庭中每一个人的修养，从而确保家风建设符合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优良家风的基本内容，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活化，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利于民众接受，推动每个人在家做到尊敬父母、知书达礼、讲求诚信，在社会上展现出遵纪守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品质。

一个和谐的家庭必定建立在家庭成员融洽的关系之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家庭的人性滋养还能让我们跳出小家庭的认识格局，置身于时代的进步当中。当每个人都能用仁爱温情去看待身边人、处理身边事的时候，社会的人际关系将更加融洽，由此带来“好家风促进好社风”的成果。正所谓“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当然，优良的家风还需要有一种约束机制与之互补，这就是责任。责任与感情并举的伦理规范应该是家庭伦理的基本准则，同样也是优良家风建设的基本准则。作为子女，我们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作为配偶，我们有尊重婚姻的责任；作为父母，我们有教养子女的责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要同社会成员守望相助，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我们有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的责任。责任是家风建设的基础，只有融入家庭责任的因素，树立“爱家”“担当”意识，承担起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才能建设好优良家风。

民主协商、和谐相处是优良家风建设的基本方式。传统社会的家风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对平等的追求则是近百年新家风嬗变的肇始。新时代的优良家风，要做到和谐相处，就必须做到民主平等，这既是对传统权威型家庭的超越，也是衔接新时代发展潮流的方向，真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保障家庭成员的民主平等表现在生活中相互关心，事务上积极支持，家庭教育上充分沟通，事关个体和家庭利益都要互相协商。当然民主并不等于是无条件的自由，要制定适当的家庭规范，约束家中的每个成员。

中国优秀的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不等于是古代的家风家训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充分认识和发掘传统家风文化的现代价值，为建设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优良家风文化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

（摘编自叶舟《涵养新时代的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