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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人格美

林庚

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

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

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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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红色诗歌，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引领下的红色诗人创作的政治诗歌形态。回顾历史，中国红色诗歌与时俱进，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形成了连续不断的红色诗潮。就文艺的人民性而言，中国红色诗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性含量是有多寡高下之别的，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诗人所要表现的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愿望是不同的，他们运用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形式必然也会存在差异。从红色诗歌的经典化效果来看，只有在形式上具有口传性、在内容上具有确定性、在接受方式上具有共享性的红色诗歌作品才能成为红色诗歌经典。

首先是口传性，这是红色诗歌经典在艺术形式美学上的根本取向。一般而言，现代派诗歌因为追求语言和形式上的陌生化，更适合书面阅读，而红色诗歌追求口语化的语言和节奏，更适合口头传播，比如朗诵和歌唱，许多红色诗歌就是在口口相传中成为经典绝唱。 至于红色新诗，相对于欧化的现代派诗歌而言，其语言和节奏上的口传性同样十分明显。鲁迅曾为早期中国新诗大抵是“眼看的”而不是“嘴唱的”感到惋惜，他认为新诗要想“将旧诗挤出”，则必“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随着抗战诗歌的兴起，鲁迅期待的那种具有口传性的新诗才大规模出现。“我们的祖国呵/我是属于你的/一个紫黑色的/年轻的战士。”这是才华横溢的晋察冀诗人陈辉写下的著名诗句，既有陌生化的颜色意象，又不失人民的泥土芬芳。这类红色诗歌朗读起来顺口顺耳，大大推进了红色新诗的人民性进程。

从内容接受层面来说，红色诗歌经典的人民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确定性。现代派诗歌普遍追求内容的含混性，而红色诗歌则往往具有确定性。虽然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但现代派诗歌所创建的“真理”，与红色诗歌创建的真理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的现代派诗歌中所勘破的生命存在的真相（真理），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超验性、非理性色彩，而红色诗歌中抒发的真理（真实之本质）则带有更强烈的普遍性、社会性、革命理性色彩。所以与现代派诗歌评论中常见的多义性解读相比，红色诗歌的语义阐释具有鲜明的确定性特征。此外，红色诗歌能清晰明确地反映诗人的创作目的，借用瑙曼的术语，其“接受指令”具有明确的指引性，它引导读者或“收件人”从作品中掌握红色真理，而不像现代派诗歌那样刻意制造文本空白点，引导读者神秘地体验形而上学的哲理玄思。

接受方式本身的共享性也体现了红色诗歌经典的人民性指向。通常来说，现代派诗歌更适合在私人空间或小众空间里进行个人化的接受（默读和静听），而红色诗歌更适合在公共空间或大众空间里进行社会化的接受（朗读、歌唱等公众化的视听方式），如此才能产生扩散性的传播效果或集群效应。虽然现代派诗歌也适于审美的分享，但毕竟拘囿在少数知识精英圈子中，与红色诗歌的审美共享性明显有别。

（摘编自李遇春《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美的背后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不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着孔子学说理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崇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品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品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方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议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方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好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流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巧；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觉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受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为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含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方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地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葱翠。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以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跟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普罗大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后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不过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节选自赵焰《美的背后》，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