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新基建”投资不是简单的以铁路公路建设为主的“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形式的投资，而是着眼于前沿科技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基建投资。比如，5G的意义不仅仅是网速更快，而是通过毫秒级时延和超高密度连接有效支持海量物联网设备接入，实现机器间大规模的相互通信，为研究成果创造更多走向现实应用的可能。

“新基建”着眼长远，但当前的疫情确实赋予其更多责任。要想尽快降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恢复正常轨道，需要通过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给予总需求一个回弹力，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随着疫情全球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这样的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一定意义上，“新基建”是为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打下的一针强心剂，更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发展铺下的一条路。

(摘编自邹蕴涵《加快“新基建”对中国经济有长远意义》)

材料二：

要用好“新基建”，使其成为化解疫情影响，撬动经济的有力杠杆，关键还要把握好这个“新”字。

“新基建”之“新”，首先新在发展理念。不可否认，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拉动相当可观的投资。有机构曾测算，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

但与拉动投资相比，“新基建”更多是通过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来带动社会发展。在线办公助力恢复生产运行，远程教育实现“停课不停学”，智能制造对冲了负面影响……疫情发生以来，经济社会没有因物理“隔离”而“停摆”，离不开“新基建”的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社会高效运行，更需要“新基建”的给力。

“新基建”之“新”， 也新在模式与空间。研究表明， 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新基建”不单纯指向具体的工程项目，更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支柱，推动建立新的投融资环境，培育壮大新的服务与消费。

有了高速泛在的网络，就会加速诸多创新应用；有了算法与算力的支撑，就会催生大量新场景；有了坚实的数字基础，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等就具备有利条件……也许从建设规模看，“新基建”难与传统基建比肩，但通过对各个领域和产业的渗透融合，所产生的经济拉动作用却是巨大的。这是从打造一条“路”到培育一个生态的转变。

发力科技前端，着眼经济长远发展必须加快布局的领域，关系着发展的潜力和主动性。加快5G网络建设、推进工业互联网普及、丰富人工智能应用……“新基建”之“新”，更是瞄向新的未来。

(摘编自张辛欣《“新基建”贵在念好“新”字诀》)

材料三：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抗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手段。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新基建”为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研发等提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拉动相关投资。同时，也能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专家预计，2020年是5G基站大规模建设期，预计将部署超过60万个5G基站，年底有望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在此基础上加快5C商用步伐，加上与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效推动产业升级。此外，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改造传统基础设施，不但会带动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且会更好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将“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将有助于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答好转换经济发展动力的课题，中国具有巨大优势。中国将5G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和智能技术与强大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的更大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5G网络、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就是要为我国信息和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转换发展动力创造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有序推动“新基建”，需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我国经济数字化、智能化提供有力保障。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有规划有步骤推动“新基建”发展，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项目的监管和调控，防止盲目上马，确保供给与需求结构基本适应。还应发挥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撑作用，一方面精准支持“新基建”项目，降低融资成本，广泛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投向、确保资金投入。

推动“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国有企业在“新基建”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吸收非公经济成分参与发展，充分发挥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厚植“新基建”的发展动力，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摘编自何自力《“新基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

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6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四：

五年回首，《中国诗词大会》走出的武亦姝、雷海为、彭敏、陈更等已经成为观众们耳熟能详的明星式的焦点人物，而飞花令等有趣味、有格调的比赛形式也很快被复制到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群众文化领域中一个和谐熨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季选手涵盖教师、工人、飞行员、空乘员、工程师、保安、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公务员等各个行业，百人团中有年龄最长的90岁高龄的“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也有五岁半的幼童。这种跨年龄、跨职业、跨地域的全国诗词总动员，其实本身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次大范围推广和深层次体验，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会效应和时代意义。可以说，《中国诗词大会》在传统文化的醇美底色上，画下了一笔彩虹般璀璨的绚丽亮色。相信时间越久，其价值就会越加鲜明。

《中国诗词大会》没有浮光跃金、鸥鹭翔集的表面风光，却有着波澜不惊、静影沉璧的内在力量。这样一档沉静内敛、素朴纯净的诗词节目，能够保持五年的观众热度和节目竞争力、传播力，而且一直延续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摘自《光明日报》2020年3月4日)

材料一：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无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礼治蕴含礼制、礼仪、礼义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和具体举措，在涵养人方面功不可没，构成一种层层递进的“立人”的实践过程。安土重迁的乡民，由于见识和受教育机会有限，开启教化的过程基本通过礼制进行。以礼制俗，倚重礼制来约束和规范，免得人的行为举止失范与失序。如此讲，并非意味着农家人粗鄙。在生活境况比较差特别是缺乏仓廩实知礼节的那种从容时，遵礼守制能够抑制人性中负面气质的释放，保障人的道德伦理不至于虚空。其所蕴含的逻辑，与传统王朝治理从“重德化”到“明礼制”的治乱史观的转变相契合。

与强制性的礼制、律令相比，礼仪在人生的修养方式上相对柔和。通过锲而不舍地学礼习礼，借仪式与节度融入人的感情，从而亲亲尊尊，内化人格而复性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严谨的仪式操练中习得，举止合体，熏陶气质。此时的礼，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外在规范，也是变化气质、端正人心的修身养性之功。如蔡元培所言：“礼仪能造就习惯，而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

就礼义而言，其为制礼的意旨，礼之所以为礼的精义，也可作上述“化”的理解。换句话讲，创设礼制与礼仪最终是“化人”，使人能深明礼义即“明事理”。有了明事理的境界，乡民们哪怕物质条件再艰苦，处事也会将心比心、有怜悯心，呈现出人的精神气度。明事理不只关联着零零杂杂的村民日常，同时还有着“人生的意义”的关照。如农民谈论的“抱着金元宝，若没命一切皆空”的理儿，何尝不是一种哲学性命题。在广袤的乡间，这种深明礼义，恰恰说明了千百年来的乡村缘何能够低成本自治。

（摘编自张海荣、张建梅《向里用力：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