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荫下的默想

何其芳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树荫下。六月的黄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在我们眼前，在苍翠的山岩和一片有灰瓦屋顶的屋舍之间，流着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

我将怎样称呼我这位别了四五年的朋友呢？就他自己而言，他虽不怎样写诗却是一个诗人。当我和他同在一个北方古城中的会馆里度着许多寂寞的日子，我们是十分亲近；当我们分别后，各自在一边受着苦难，他和肺病斗争而我和孤独，和人间的寒冷，最后开始和不合理的社会斗争，我仍是常常想念他。

我们说了很多的话，随后是一片刻沉默。就在这片刻沉默里，许多记忆，许多感想在我心里浮了起来。

北方的冬天。已经飘飞过雪了。一种奇异的悒郁的渴望，我写信给我的同乡，说想搬到他们所住的那个会馆里去。回信来了：“等几天再搬来吧，我们现在正过着贫穷的日子。”那会馆里几乎全是一些到北方来上学的年青人，常常因家里的钱寄到得太迟而受窘迫。搬到会馆后我的屋子里没有生炉火，冷得像冰窖。每天餐桌上是一大盆粗菜豆腐，一碗咸菜，和一锅米饭。然而我感到一种新鲜的欢欣，因为我们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

迟晚的北方的春天终于来了，或者说已是初夏，因为在那古城里这两个季节是分不清的。每个院子里的槐树都已张开了它的伞，他的窗前已牵满了爬山虎的绿叶，我常常坐在他的屋子里闲谈，或者谛视着在那窗纱上抽动着灰色的腿的壁虎。他呢，他望着屋檐下的去年的旧蜂窝想念他的昔日，我们都感到最好以工作来排遣寂寞了。于是我们自己印一种小刊物来督促我们写作。这小刊物印行了三期便没有继续，因为我被折磨于一种生活上的纠纷，一种燃烧着自己的热情，再也不能安静地提起笔来写一点什么。

那郁热的多雨的夏季呵，我常以我那位朋友的屋子为我的烦忧的托庇所，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平静，友谊，和莫逆于心的谈话。有时我们一同缓步在那些曲折的多尘土的小胡同里，或者在那开着马樱花的长街上。

一晚上我们又走进了一个常去的荒凉的园子里。隔着暗暗的湖水，我们停下来遥望对岸的树林。我突然想起了家乡。而他也谈起他将来愿意回到乡下住着，常常坐在屋侧的池塘边的树荫下钓鱼，并且希望那时乡下的交通比较方便，邮差从池塘边走过时常把远方的信亲交在他手里。

不久他就凄凉地离开了那个古城，回到混乱的文化落后的家乡去寻找职业。我想起了他瘦弱的身体，困难的家庭状况，和家乡的那种折磨人的社会环境。全靠他自己，他和那可怕的疾病斗争了四五年还是坚强的站立着。在这中间他还断续地以劳力去换取一种极简单的生活。在一封信里他写着：“我宁愿挑葱卖蒜，不和那些人往来。”那些人是什么人呢？不待推测，我就想到那是充满各地的闭着眼向社会的上层爬的人们。

现在我们见面了。他更加瘦弱而我则带着风尘之色。让我们为着想起了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再沉默一会儿吧：那些寂寞的使人老的岁月。

我已经开始走入衰老的季节了，却又怀抱着一种很年轻的感觉。对于明天我又将离开的乡土，这有着我的家，我的朋友，和我的童年的乡土，我真是冷淡得如一个路人吗？我责问着自己。我不自禁地想起了一片可哀的景象：干旱的土地；焦枯得像被火烧过的稻禾；默默地弯着腰，流着汗，在田野里劳作的农夫农妇。

这在地理书上被称为土壤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

或许这就是驱使我甘愿在外面流离的原因吧。

是呵，在树荫下，在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的时候，我幻想它是渴望的愤怒的奔向自由的国土，又幻想它在呜咽。

注：作者25岁时，于1937年6月离开天津，回四川故乡度假时写了此文。次年作者即奔赴延安。

暮影笼罩了一切

郑振铎

“四行孤军”^①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地抵抗与牺牲的开始。苏州河畔的人渐渐地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儿的光亮。

黑暗渐渐地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地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彷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地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各个人都是可亲地，无机心地，兄弟般地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地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着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声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但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地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婉，没有悲伤；只是坚定地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地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维新政府”^②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词。汉奸们渐渐地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地挂在电杆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地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还有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地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地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董三，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地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地有人去问他们。

夜一刻刻地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地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

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地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有删改）

【注】①四行仓库是一座位于上海原闸北区南部、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角的仓库建筑。1937年日军入侵淞沪，我军在上海抵御。10月26日大场陷落，师团长谢晋元率领闸北孤军八百人在此死守。31日终因敌众我寡，不得已奉命退守，后遂以“四行孤军”见称于世。②大道市政府、维新政府都是当时日本人扶植的伪政权。

尘封与独处

张立勤

某学者在一座图书馆书库中，终于看到了他早年听说过的一本书，书上面落满了灰尘，几乎看不清书脊上的文字，他是凭着直觉，朝它伸出了手臂的。当他的手碰到这本书时，不如说碰触到了那厚厚的灰尘，那个时刻，他分明感到了什么，什么呢？尘埃飞起，土腥气，内心的酸楚，或如歌的岁月在远方已消失殆尽。一本书的独处，尘土无情地将其覆盖得十分严实和均匀，时光或许永远都是这样从尘埃之上踏过去的，也从来都是隐蔽而小心谨慎地靠近着你，消磨着你，不管你有无生命。书籍的独处是悲凉的，它无事可做，它要靠别人的翻阅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只能跟阅读它的那个人一起呼吸，否则，它就只能任时光如蠹虫一样啃噬着它的肌体，一天天地变黄，衰败下去。

独处的人，却是尘封不住的。那个写出著名的《瓦尔登湖》的美国人梭罗，他认为没有比独处更好的事了，就一个人，十分简单，十分安静地面对着那片山林，那片美丽的湖水。梭罗逝去已一百多年了，仍有那么多的人感动于他的独处。译者说“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那本绿色封面的《瓦尔登湖》，从我几年前读完它就一直摆放在写字台上，我不忍心将它塞回书柜，我一次次地翻开它，翻开它就闻到了那片树林的青涩气，偶尔，那只猫头鹰的叫声会被我想起，其实是想起了那一段“有猫头鹰是可喜”的思考。我不由得抬起头望窗外，就觉得我家窗外的这棵树是梭罗看到的那棵树，树枝上也应该有鸟类什么的栖息。

还有卡夫卡，他认为为了写作，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他比梭罗走得更远，而他却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出生地布拉格。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卡夫卡到维也纳，并在维也纳去世。卡夫卡的独处更趋于内心，独处的内心与生存环境的对立，使得他的独处实际上不可能是梭罗式的。卡夫卡说：“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

卡夫卡、梭罗、蒙田、凡·高、贝克特等太多的逝去的喜欢独处的人，我爱他们！就其独处而言，对于任何深刻的思考和深邃品质的培养，都是必不可少的。独处于一个夜晚也好，一个冬季也好，有意的，而不是无意的，自己跟自己在一起，跟墙壁在一起，跟高山流水在一起……空白之页向天空展开，我走向某个时分，独处的某个时分，这是灵魂所必需的。

打开一本尘封已久的书籍，这时，我后悔我打开晚了。也许我擦干净书上面的尘土之后，回想起一段早已忘记的往事，于是，我的眼睛就湿了。尘封的不管是什么，都是要靠心灵去打开的。打开的瞬间，我肯定生出十分亲切的感情。

许多东西是必须被尘封的，比如，历史遗迹、岁月或记忆。许多东西是不得不被尘封的，比如，被忽视、忘却的或群体失忆症的结果。许多东西是无法尘封的，比如，尊严、爱与恨……尘封是自然规律，唯有独处的思想者或生命的独处时刻，方能开启历史与岁月的尘封，创造出尘封不住的不可磨灭的人类神话。

我忽然觉得，独处与尘封在某种感觉的情形下，是在形容事物的同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吗?

（选自《中华散文百年精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