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与“士节”

曾宗国

①最近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②所谓“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本是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著《公共知识分子》一书里提出的。指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出现的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波斯纳只是提出了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

③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④大家知道，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至于“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也就是所谓“士节”吧。这个问题孔老夫子不大讲究，后来孟子是特别强调了的。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礼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内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里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⑤中国几千年来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的儒家精神包括传统文化，或者说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老毛病，那就是话说得大，而在实践上却往往是另外一回事。且不说“士”一旦“仕”了，即便是原来有点“公知”的也大都“母知”了，就是终身不“仕”或不得“仕”的人，能坚持“公知”的读书人在历史上也屈指可数。

学术研究与真知灼见

郭小聪

①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将如何发展，还很难估量。在古代，对学问的兴趣是“自发”和“业余”的，既耗时费力又不能谋生高就，往往要付出一定代价，完全凭个人兴趣和才华。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深，但他一生贫寒寂寞。不过那时潜心治学的精神很单纯，研究成果水分也少。

②研究学问成为一种职业是近代以来的事。随着大学等现代学术机构的纷纷设立，学者的数量和生活方式足以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而不仅指有学问的人。当然，研究式阅读最初也是由朴素的欣赏式阅读分化而来的，从条分缕析中得到乐趣，围绕一部作品再出一批专著，而不是变成学问的学问，总体上保持着与阅读感受可贵的一致性。

③学术研究的职业化意味着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相应的生活保障，但也容易给专家、学者某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有时也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作品，但与普通读者不同，他们似乎不是来交流感受的，而是来指点迷津的。

④可是，专业研究的漫长时光可以把一个年轻人变成大百科全书分类卷那样的专家，却不足以赋予他们以权威。知识的叠加不等于就有了智慧，否则最大的智慧就只能属于最大的图书馆。一些理论花了很大力气力图完美地构建自己的体系，但世界不可能如此完美地被分割。一个优秀的学者只有具备了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储备，才有能力通过某一特定视角思考对象，同时又包容其他视角的存在。所以，真正的权威是从思考的力量中得来的，知识只有经过头脑恰当的整合和运用才能对他人有用，智慧也只有在指导生活实践中才迸射光辉。

⑤事实上，任何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著作都是在答疑解惑中显示其真理性的。中国人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悟，但莱辛的《拉奥孔》以德国人的思辨精神，天才地把握到了诗与画各自不同的艺术规律：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塑中不宜做出哀嚎的样子？为什么将军雕像抽刀拔剑总是只拔出一半？因为当激情达到顶点，在两个动作相交的瞬间，空间艺术才能更好地在静中显示动，通过外表形态揭示内心世界。这样的研究就是有用的，令人信服的，堪称完美地揭示了规律性的东西，因而成为经典，不断被人引证。

⑥所以说，洞见比知识更为重要。一个权威学者首先应当是一个出色的读者。反过来说，一种出色的理论也不可能建立在平庸的鉴赏力上。诗人奥登有一个观点十分独到，他认为：“一般来说，当我们阅读一个有学问的批评家的文章，我们从他的引文获得的教益要比从他的评论获得的教益为多。”这类似于歌德说的，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你看到某些玄妙的理论郑重其事地举出的释例竟是如此缺乏鉴赏力，你就不能不陷入迷茫。

⑦学者也许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路，但感觉不到的东西就无法真切地说出口，再高深的思考如果离开了直觉感悟也会迷失方向。所以，看一个学者具体欣赏什么作品，又是如何分析的，也许比读他的长篇大论更能估量出他的思考深度与实际价值。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的哲学思考自有其艰深之处，可是当他借特拉克尔的诗《冬夜》来阐发时，却和我们分享了诗的快乐。海德格尔问：“当雪絮拂窗飘落，晚祷的钟声悠悠鸣响”这句诗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呢？——冬夜。可是雪花并没有真的飘落到课堂上来呀？那么是什么把冬夜的感觉召唤到场了呢？——言词。正是雪和钟的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构成了一幅雪景，甚至连画面以外的东西，如黑夜、艰难的行路人、温暖的家居、灯下的晚餐都联想到了。海德格尔于是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所说的“亮光开启”。

⑧文艺研究不是做数学题或任意索隐、发挥，越是有创见的学者越是具备纯粹的洞察力、思考力和谦逊态度。他们尽管什么书都读，但很快会把注意力和精力投向优秀之作，而不会浪费在永远也批评不完的不成熟作品上，那本该是由时间去尘封的。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中国青铜文化之源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个距今6500年以上的黄铜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铜制品。而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1977年在甘肃东乡出土的一把公元前3000年的铜刀，据激光光谱分析为锡青铜。在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铜器发现较多，有红铜器、黄铜器及青铜器，还有与熔铜有关的遗物。这些似乎都可以表明，我国铜文化在开始就体现出以中原地带为中心的多元发展形势，一直延续至更后期。

19世纪末，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克伯里提出了中国文明“西来说”。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根据他发现的仰韶文化彩陶，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类似，于是“西来说”获得了考古资料的支持。但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皆一片空白，人口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1930年以后，许多外国学者多采用折中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国古代文化重项：青铜文化。

“西来说”，多是外国学者提出的，而其主要支持力量也来自中国域外，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恐怕不会比中国本土的多数学者深厚，多数也未亲见中国境内有关文明起源的第一手考古材料，学说建立的基础也难免不扎实。他们起初抱有一个结论，但是在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完全否定了他们的论断后，他们很快就作出了调整，大意不变，只是很识时务地避开了矛盾，这就显得有点可笑，他们的论断是否有较多的主观成分呢？

对“西来说”，我们有两点学术上的质疑。

首先，既为“西来”，则肯定是由西向东、由早渐晚。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中国位于北半球，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部。中国的东部及东南部面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南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西南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上最高大雄伟的山脉，西部有天山山脉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一切使古代中国成为了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离的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但再具体细究，基本上有三处方位可勉强称为早期文明交往的通道：北方草原、新疆地区及云滇地区。至于其他地区，我们结合当时的人类技术当可轻易否定。

路径既已找定，那么青铜文化在几条所谓的路径上的出现是否由西向东就都比中原早呢？科学的考古学材料告诉我们：很遗憾。北方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铜器尚未发现。新疆地区青铜器的出现更是已经晚至公元前十六世纪，而且据研究，其青铜文化是从东方的甘青地区向西传去的。云滇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后，而且从北方南传的信息因素甚多。

其次，青铜文化既为西方传来，则我国，特别是文明最先诞生的中原地区，就应该存在着不说全部但也有较主要的一些西方文化面貌，如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青铜雕像、欧贝德文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权杖、西亚早期文明艺术中的金面罩等，但这些因素在中原青铜文化中都不存在，文化面貌完全不同。

“西来说”疑点多多，且兴起于上世纪初资料匮乏的条件下，随着现在考古资料的极大丰富，愈难自圆其说。中国古代文明是在本土以中原为核心和领头，多元积累，一元出现和成熟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