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生态道德，又称环境道德，是道德范畴具有特殊含义的一部分，指反映生态环境的主要本质、体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要求，并须成为人们的普遍信念而对人们行为发生影响的基本道德规范。生态道德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主要取决于生态道德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道德教育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加强对生态道德教育，提高各民族的生态意识，才能更好地应对环境危机，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但是生态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庞大的工程，需要我们去进行综合、全方位的建设。同时，我们应该实现生态道德教育方式的多样化和灵活化，要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途径，把生态道德教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可以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实践活动、宣传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网络资源、图片资料、宣传手册等途径，向人们宣传生态道德教育的知识，把生态道德教育寓于生活中。

（摘编自邱江辉主编的《生态道德读本》）

材料二：

《续梦大树杜鹃王》将大自然文学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刘先平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下，从走进山野到走向海洋，从探险动物到描绘植物，从虚构故事到实地体验，从反映自然到反思人类，从动物学、植物学到博物学的自然书写中，传达了生态学、文化学、人类学的哲理情思。刘先平说，他在大自然中跋涉40年，写了几十部作品，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呼唤生态道德。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世界，展现大自然和生命的壮美；坚信只有以生态道德修身，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放。

和谐之美是大自然文学的最高境界。大自然文学就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美学。云南腾冲的高黎贡山无人区，屹立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大树杜鹃王，这是大自然的和谐之作。刘先平以“美的心灵”观照自然，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来自自然，自然不仅供给人类生存的物质，还满足人类更崇高的精神需求。赏心悦目的自然美，给人以认识自然、感知自然的快乐；自然法则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美，要求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守生态道德；生态道德维系着人与自然的血脉关系，开放出人与自然命运紧密相连的和谐之花。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三:

西方生态伦理学流派的出现为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它提出了全新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自然观，这成为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支柱。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他说：“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

良好的生态是文明得以繁衍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一生态，文明将被摧毁。美国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发现：“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他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良好的生态，需要人类树立环境伦理观念。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说：“假使没有一个环境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就会崩溃。”

生态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生态道德观念出发，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生态责任教育、理性消费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等，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观念，自觉遵守生态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和规范，从而养成良好的、与保护生态环境相一致的道德文明习惯。

生态道德教育实际上是养成教育，最终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观念，与自然和谐相处，减少污染和浪费，真正做到人类与自然互利互惠。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文学情感空间，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构筑的人对地的情感关系。自然形胜、建筑景观等可感的实物存在，人情风俗、社会秩序、地方声誉等历史累积的空间氛围都会给作家带来主观感受，影响他的空间情感。文学作品书写作家的空间情感，从而建构起他的文学情感空间。

文学情感空间的研究，可用大数据思维，借助可视化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呈现。比如，以作家为中心，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呈现其行踪轨迹，分析他在迁徙过程中的情感变化与空间的关系曲线。如果在行迹图上加入作品表达情感的正负比例，就可以发现作家对具体空间的情感表达的好恶程度。将苏轼乌台诗案之后从汴京南来黄州的作品按其运动轨迹呈现，并将作品表达空间好恶的内容按比例呈现，就可以看到苏轼对沿途各个具体空间的情感喜恶度的差异。作品建构的个体作家情感空间的可视化，虽然让我们对其建构的文学情感空间有直观的认识，但发现的问题有限。如果把多位作家的行迹图叠加，就可以发现作家之间趋同的或个性化的情感空间表达比值，再加入时空信息，将不同时空的作家、作家群进行纵横比较，呈现的内容和可发现的问题就更加丰富，作家们在作品中建构的文学情感空间之共通性、主观性就能被发现和凸显。

我们可以空间为中心，在地图中以不同色块呈现不同的情感空间，就可以发现不同空间的情感属性。比如，同样为贬谪逆境空间的黄州、惠州、儋州，同样为愉悦空间的江南、庐山、西湖，同样为忧郁惆怅空间的潇湘、洞庭、岭表等，不同诗人或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建构这些情感空间的方式有何不同。也可以呈现单独的空间，从中发现该空间在不同时代被哪些作家书写过，并贴上了其个性化的情感标签。这些标签相互之间是何种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又是向何种趋势变化，从中可以发现作家对具体地方情感空间建构的阶段性变化与地域性差异。

还可以时间为中心，截取一个或多个时间节点，可视化呈现作家们对不同空间的情感反应，就可以找到作家对文学情感空间塑造的规律。比如宋代的黄州，究竟有多少作家咏唱，将这个时间轴上的数据和情感色块进行比较，应该能够看到作家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塑造黄州空间属性的差异性和变化性。如果我们将书写黄州空间的作家行迹按活动时间的长度并行呈现，并以色块区分其居停黄州的不同时间阶段书写该空间的情感趋向，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家在黄州居住的不同阶段的情感体验、书写方式有何异同。

可视化呈现要求对作家们与情感空间相关的所有作品进行数据分析，所以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分析结果较之传统的个案归纳要完整、准确得多。它可以清晰快速地在分析结果中发现不同常规的特殊现象，并对这些特殊现象背后的数据进行人工释读，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被传统研究方法遮蔽的盲点。可视化本身只是一种知识表达、信息呈现方式，但其后台可以关联各种知识数据库，启动可视化系统分析，可以拓展衍生出众多的知识体系的关联，从而加深和拓宽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

借助大数据手段对文学情感空间进行可视化呈现和分析，能在数据意涵挖掘、文本信息关联、时空信息匹配等方面更加精准、简洁，其未来前景，值得期待！

（摘编自汪超《文学情感空间的可视化呈现》，有删改）

高崧墓志与《兰亭序》

日前，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有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两方珍贵的楷书字体砖质墓志，重新引发了60年代就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辩的话题。这两方楷书实证资料，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东晋名臣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日前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墓中还出土了铜砚、墨等书写用具，说明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

在与高崧同时代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因而，《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也最令人关注。据史载，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与42位朋友到山清水秀的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市郊），饮酒赋诗26首，最后由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脍炙人口的《兰亭序》，全文28行，324字，字字精妙。王羲之对自己的这一作品十分珍惜，并作为传家之宝，直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的弟子辨才手里时，那已经是唐代了。唐太宗得到后，十分高兴，让人临摹了多本，分别赐给太子、诸王、近臣，从此《兰亭序》摹本散落人间，而真本则被唐太宗殉葬昭陵。这就是《兰亭序》的传说。

首次对王羲之《兰亭序》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他根据当时60年代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志均为隶书字体这一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族亲，可见，《兰亭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但这一观点引起了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不仅因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贴摹本也可证明楷书字体在六朝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由于高二适的声望远不及郭沫若，观点不能发表，高老就把文章交给他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章士钊又呈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还专门作了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场学术争论影响很大，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以后等考古发现吧！”

今天，东晋高崧墓志的出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