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是在西方生态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它们可看作是文学、批评、美学与生态思想或生态哲学的结合体。可以说，生态文学是生态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它是生态思想的具体文学形态；生态批评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总结，是批评的具体实践状态；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诗意关系，而生态批评则是生态美学的实际应用形态。

我们在借用生态思想来从事三者的研究时，必须注意到“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一词的概念及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整体、系统的观念被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范围和对象必然会发生改变。因此，吴秀明提出：“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因此其中的生态思想需要经过艺术特殊化——也就是审美的特殊中介这样一个环节。这里所谓的审美中介，就创作主体来说，即主体情感。通过情感这样一个中介来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寄托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创造思维。”

生态思想贯穿文学和批评，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避免让文学成为生态说教的范本，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生态理念先行的研究方法，会造成为了理念而理念的研究倾向，不易于全方位把握文学作品的现实。赶场式的理论研究，不加转换地生搬硬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弊端，从而造成浮躁的学风。其实，真正的生态文学，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和谐，对它们作合历史、合目的的善的评判；而且将其纳入富有意味的艺术创造机制中给予美的造型，把善进行审美对象化。

（摘编自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

材料二：

生态小说对很多读者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它需要被放到相对大一些的生态文学的概念里来理解。作家刘亮程认为，“多数文学作品总是借助自然抒怀，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一片草，一朵云都被赋予了使命，自然不是它本身而是比喻的工具。但自然不应该是工具，自然应是有生命的自然。生态文学应该是通过人的灵魂与自然界的灵魂沟通而后达致的表达。”

格罗特费尔蒂教授认为，生态文学也并非我们一度以为的环境文学。因为，“环境”还是一个人类中心的二元论的术语。与之相对，只有“生态”这个词，才真正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换言之，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文学。

而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是生态文学写作必定会涉及的方面。作家陈应松深有体会，他说他写神农架，若只是写的环境、生态、故事，便会使作品狭窄。所以，对生态文学的思考，对环境问题的揭示，要对一个地方人民的生存进行通盘审视才行，还要加上时代和政治等因素的考量。这也就注定了有一定深度的生态文学必然有着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接描写自然，并非是生态文学的必要条件。有专家更是表示，一部完全没有直接描写自然的作品，只要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也可说是生态文学作品，概而言之，诚如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布伊尔所说，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

生态小说之所以在生态文学的大环境里迅速成长起来，是因为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要通过小说写作这种方式发出自己的批判之声。而相比报告文学呈现具体的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数字和现象，小说进入生态领域，赋予了生态文学更多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内涵。生态小说能以具体的人物和人物命运，让生态成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态。

以作家张炜的创作为例。如果把他的一些作品简单归入生态小说之列，自然有失片面。但如有论者所言，他在写作中对各种自然生命怀有生态同情，细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态，并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在小说《三想》中，张炜对树、狼、人的心理描摹还原了自然界生命间隐秘的联系与彼此友好的情谊。在小说《九月寓言》中，张炜为逝去的野地灵性哀婉不已，对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现代文明激烈批判。可以说，张炜的生态思想，在小说叙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对小说写作而言，过于强烈的批判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欠缺丰厚的文化积淀，这样的批判会流于浅表化、单一化；如果欠缺足够的艺术功力，小说的描绘会失之于单调、贫乏。事实上，生态小说虽然旨在揭示生态危机现状、反思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但不能止于对生态理论的照搬和套用，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主题的层面上，而应当在人与自然相冲突的文化反思中展现独特的美学追求。

而从具体的艺术表现看，生态小说虽然表达各异，但越来越显示出同质化倾向。以评论家雷鸣的观察，当下生态小说里盛行哀挽模式。小说常借助“最后一个”的动物或植物，投以“挽歌式”的凄惨目光，由此拷问人性的邪恶与贪婪，对人类肤浅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予以鞭挞。同时，生态文学在价值观上也存在着极端推崇神性与自然伦理，忽视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偏至化倾向。应该说，生态小说融入古代自然神话、神秘现象、宗教传统、奇风异俗等内容的叙述，也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要是对神性缺乏必要的哲理思辨能力和艺术化解力，就有可能招致一些作品堕入玄虚不可知论的深渊。在呈现思想批判的同时，怎样加强艺术表现力，或者说怎样改变生态小说有生态无小说的窘境，正是生态小说写作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傅小平《生态文学：如何走出有生态无文学的窘境？》）

材料一：

关于“鲁迅作品退出中学语文课本”的议论已经持续多年，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是不少。鲁迅确实是语文教材入选率最高的作者，但如果说鲁迅作品对学生而言不易理解、在教学上有难度，就应该退出教材，则有些无理取闹。语文教学难道不是为了提升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与鉴赏能力吗？所谓难以理解，一是语言，二在思想。鲁迅所处的年代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一些语言表达方式确实与当下有一定的差异。应该看到，入选语文教材的课文中，胡适《我的母亲》、郁达夫《故都的秋》、朱自清《背影》，普遍存在一些读起来“不通顺”的地方，然而都不至于给理解带来太大阻碍。何况早期白话文与文言文一样，都是汉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状态，学生从教材有限的文本中多一些了解并非坏事。

至于是否过时，在笔者看来，鲁迅作品中蕴含的忧患、批判、抗争精神没有过时。诚然，想要读懂鲁迅，先要对其创作背景、思想感情有整体的把握，但这难道不是学习任何课文都要做的准备工作吗？课本里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有“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讲《荷塘月色》绕不开朱自清为什么“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学《我爱这土地》也要知道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否则，没有听过教师讲解、没有揣摩种种隐喻、没有意识到阅读这类“难读”文章的重要性的学生，拿什么去理解《西西弗神话》？又怎么去分析《变形记》？

语文学习学的岂止是文学，何况鲁迅的作品从不缺乏文学性：切切察察的长妈妈、细脚伶仃的豆腐西施、手握虎头鞋的祥林嫂、月光下手持钢叉的小英雄闰土与偷瓜的猹、咸亨酒店柜台上没来得及落下的四个茴字……

今天我们争论要不要在语文教材中保留鲁迅的作品时，不如多思考一下，鲁迅写这些文章是什么用意。当我们记住了“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有个性的开头时，不如多读两句，看到下面的“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想一想鲁迅先生要祭奠的“苍翠精致的英雄们”是谁，又为什么要去纪念。

材料二：

《鲁迅还在》，这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为自己新书所起的题目。两年前，阎晶明去俄罗斯访问，作为俄国文学的热爱者，他希望能参观普希金的故居。但他即使在租了讲解用的耳机后，最终也没能进入普希金故居。俄罗斯观众排起的长龙令他愿望落空。日程紧张，他不可能一直排队等着。阎晶明因此感慨。原来俄罗斯人是这样热爱自己民族的伟大诗人。在得知普希金故居的参观景象几乎每天如此时，他更加心生感慨，鲁迅什么时候能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有这样一种地位，有这样一种影响。作为长期从事鲁迅研究的专业人士，阎晶明特别强调，向社会传播鲁迅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人民日报》记者张贺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以下是访谈节选。

记者：你说鲁迅还在，但鲁迅所面对的那个社会和时代已经过去了。鲁迅对今天的意义是什么？

阎晶明：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神话时使用过的“永恒魅力”一词，实际上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可称经典的伟大文学作品。鲁迅当然是直面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作家，但我们要知道。他的作品是文学作品，他在表现现实的过程中，既把目光投注到形成现实的漫长的历史，也把希望寄托于并不遥远的将来。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但对今天而且对未来都会发生影响。鲁迅的立人思想同样具有深厚的内涵、民族精神与品格的塑造是需要长期努力的宏愿。除了鲁迅文章的“立意”具有恒久性。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既是起点又是高峰的经典作家，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今天仍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鲁迅的创作对当代文学发展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作为一位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已经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鲁迅的意义和作为经典作家的价值，是世界性的。

记者：近年来无论教科书增加还是减少鲁迅的作品，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这是为什么？

阎晶明：我自己曾写文章指出，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存在本身不应该是讨论的问题，存在多少甚至也不应该像人们争论得那么敏感，应该讨论的是把鲁迅的哪些文章增加到哪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中。《鲁迅全集》是个庞大体系，选择其中的精要，其既能代表鲁迅的创作高度，又能体现鲁迅创作风格。而且让学生在阅读上更易接受，是应该具备的入选原则。比如杂文《夏三虫》《小杂感》《夜颂》等，从思想智慧，到文章趣味，再到语言之美，都应当是能引起学生阅读兴趣的作品。时代总是向前，语文教学自然也在改革中前行，可供选择的内容非常多，鲁迅作品在量变上的时多时少，并不具有那么值得争议的地方。其实，应当讨论的是把什么样的鲁迅作品切合地送到学生面前。

（摘编自《向社会传播鲁迅是我们的文化责任——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