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源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呈现出开放与挑战并存、多元文化追求与制度文化向往同在的特点，在此背景下他们对于文化认同的方式、特点、途径等都逐渐发生着变化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文化认同教育，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

立足传统文化，凸显时代特征，不断提高文化产品供应品质。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更加深入地挖掘和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总结民族发展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的特点，坚持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保给青少年提供最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认同是连续性的、发展式的，它要有效处理好守成与开新的关系，而不能变为一种停滞的保守。所以，培育青少年文化认同应当体现时代气息，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传统文化发展就成了一件“古董”，只能用来把玩。

注重内在引导增强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是要有效提高青少年对文化客体的辨识能力，帮助其把握文化认知、发展和认同的规律，不断提升文化品位;二是要积极创新文化认同教育模式以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层出不穷的文化思潮与舆论热点，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符号层面，而是帮助其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到蕴含在传统文化里的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三是要鼓励青少年培养阅读习惯，且应广泛涉猎，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了解世界，使之成为认识和提升自我的教育载体，既让其有比较的眼光来进行反思，又能够为其结合实践提供知识技术的支撑，进而寻找精神依托，增强自身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

完善认同长效机制让青少年文化认同教育行之有效从马克思主义制度哲学角度来讲，好的制度能够让人们思想积极向上，坏的制度却可能使思想积极的人逐渐沦落成为思想落后之人因此，做好我国青少年文化认同教育工作应当不断完善我国各项制度，推进法治建设，优化各类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接触最为直接、关键的环境，特定的教育环境对青少年文化认同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尤其是法律手段不断规范和净化教育环境，让每一个教育环境确实成为青少年文化认同教育的完美“孵化器”。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要进一步提升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青少年文化认同意识，要把握新时代背景下文化认同的特征和规律，科学权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化与西方及其他国家、地区文化，正确地分析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提升我国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逐步实现青少年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摘编自辛棋、张彦惠《正岘和面对:加强青少年文化认同教育》)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这种分法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虽然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 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的效果。

以毒攻毒的免疫观，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该书主要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蟠等的描述都属首创。

《肘后方》载有“治卒有狗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疗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这种办法虽然原始，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病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类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种。为了应对天花肆虐，人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在狂犬病、伤寒病等方面用类似注射疫苗的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针对天花，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 “人痘”来阻止其传染的手段。所谓“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主动地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以达到产生天花病毒抗体的目的。

“人痘”接种法很早就在中国开始了应用，清代医学著作《牛痘新书》、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均有这样的治疗方法的记载。不过，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所以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诞生于宋朝。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人痘"接种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标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 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防疫与疫苗》，有删改）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吕思勉

①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②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即，从前的人做的事情，成功了，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了，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但世事不会完全相同，用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

③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而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真的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知识不足。

④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嘛？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方法，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

⑤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微信公众号：语文考试助力造成的。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岂不和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朋友，我的职业，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放眼纵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而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底，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选自《历史研究法》，见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