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听沙 韩少功

⑴六十年代末，一小群中学生曾想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其中便有我这个初中生。那次逃窜未遂的记忆被悠悠岁月洗刷模糊之后，直到去年，我才寻得一机会西出边关。

⑵据说我去得不是时候，草原已枯萎，河流已干涸，葡萄园已凋零，肃杀寒风把梦境中的缤纷五彩淘洗一尽，只留下一片沙海。沙丘，沙河，沙地，沙窟，举目茫茫，大地干净。不管什么时候在车上醒来，疲乏地探头远眺，看见的很可能仍是一片单调的灰黄，无边无际又无声无息，让人觉得车子跑了几天却仍留在原地。

⑶人们不喜欢沙。其实细想一下，葡萄和哈密瓜适宜在沙土里生长，坎儿井这种特异的水利工程也是沙漠特产。因为多沙缺水，人们洗手靠铜壶吝惜地浇淋，脏水也被铜盏承接留备它用，这才有了精湛的铜品工艺。因为尘沙扑面，妇女们都习惯戴轻柔的头巾和面纱——而且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她们多有长长的睫毛，这才给戈壁添上了神秘的妩媚。沙的严酷，使人们更为勤勉和勇敢，于是市场上有了丰富的羊奶、羊皮以及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匕首。沙的单调，使人们向往热烈，于是荒原上有了更多的彩裙、冬不拉和月下奔放的歌舞。那林立的清真寺，那显目的油绿色彩和新月图案，也许是对黄沙烈日的补充；而充满着对自然和命运敬畏感的孤零零的祈祷呼号，也许更易于出现在风暴里和荒凉的沙海之中吧。

⑷我想，壮丽的西部文化是不是从我手中这一捧沙砾中流出来的？

⑸西部汉人不少，他们与西部各民族一道，真正开始了对沙的征服。据说当年解放军为投资军垦，节省军费，每人每年少发一套军服，而且军服都没有衣领和口袋，省下一寸算一寸。白日汗淋全身，夜晚围炉取暖。中央知道官兵太苦，曾给他们一人补发了几百块钱。但他们手里的光洋叮当响，就是买不到什么东西。

⑹一位医院护士还向我说起她以前的一些知青伙伴。她们初入疆时，怕野兽，怕鬼，晚上不敢上厕所。于是她们只能紧闭着门，一个人哭起来，女伴们就陪着哭一夜。有位女子想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带着一个提包独身而去，结果迷路在大沙漠中。找到她时，发现她双腿已经冻坏，只得将大哭大闹的她送往医院，锯掉双腿……

⑺在乌鲁木齐，在喀什和石河子，我在陌生的人影中默默地寻找，想知道谁是当年那位锯去双腿的城市姑娘。我甚至想，要是十六年前我来到这里，我会是这人海中的谁呢？是那位蹲在墙角咬着羊肉串，不时用油光光的袖口抹嘴的大胡子吗？

⑻戈壁滩收纳了太多的血汗和眼泪，但这一切流入疏松沙土，很快就渗漏了，无影无踪了。一捧捧沙粒，竟全是同样的灰黄色，没有任何痕迹。

⑼远古时期的戈壁似乎是较为繁荣的，西域早就是中国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还证明，这里存在过石器时代，而东亚很多民族与这石器有着奇妙的关系。一些土家族史学家认为土家族为伏羲之后，源于甘肃，并以龙山县彭何两姓均自称“陇西堂”为证。研究古代服装的沈从文先生，认为今天的苗装，可能保留了西部原始民族的服饰特征。王国维的《读史》诗则开篇就是：“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鞋，却向昆仑望故乡。”又说：“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⑽如果这些古代民族曾一度被西部的山川所养育，那戈壁滩真是一个孕生中华民族的巨大子宫。上下几千年，它输送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族远去，自己却枯缩了，干瘪了，只剩下一片静静的黄沙，还有几声似乎沙化了的鸦噪。

⑾我静静地听着屋外呜呜咽咽的风沙声。那是戈壁在哭泣吧，是思念它孕育的东亚亿万子孙而哭泣吧——戈壁滩如此干枯，以致没有泪水，只有这呜呜咽咽的哭泣。

⑿我突然想起，十六年前我鬼使神差地要远赴西域，一定是在睡梦中听到了这哭泣，有一种孩子对母胎下意识的眷恋和向往。

⒀我离开新疆时没有坐飞机，目的之一是想更多地看沙和听沙。火车昏昏沉沉地摇晃着，因为路基多沙，不宜高速。坐在对面的是一位维吾尔族青年，他告诉我，政府正在考虑运用日本专家在中东治理大沙漠的经验，来绿化戈壁。当然，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我们会有钱的——他笑着说，抽了口莫合烟。

⒁我点点头。这时，车头长啸了一声，拉着列车掠过张掖，向河西走廊的出口奔去，我感到我正在从母腹中第二次诞生下来。

有关经典的加减法

韩少功

⑴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

⑵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这样说的意思是，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却不大够得着。权贵对公文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⑶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⑷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⑸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不一定天经地义。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⑹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说人类较为广泛和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逐渐淘汰。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发现、开发、释放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一些“资源大户”，比如《西游记》（佛教文化资源）、《聊斋志异》（道教文化资源）、《三国演义》（帝王文化资源）、《水浒传》（江湖文化资源）等，也是各得先机，各成气象，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马、张恨水一类超级写手，再热闹也还是偏轻偏小，在大指标上不给力，最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⑺不难看出，经典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里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⑻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

⑼换句话说，前者是运之所成，靠机缘；后者则是命之所限，靠实力和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其实皆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对冲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学史的再度检验。

事故之后

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里，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惹麻烦，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200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12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出人意料。

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着。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庭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太……”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儿，但他们放点儿血，也是九牛一毛，更不过是酒楼里少埋几张单，麻将桌上少点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村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村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又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十分满意。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啊！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妻子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上吊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

（选自2015年第9期《微型小说月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