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或被用来证明文学文本意指的不确定性和意蕴的丰富性，或被用来印证读者理解文本的差异性，即因为受教育、环境、年龄、性别、阅历等因素的影响，读者们的阅读能力、水平、趣味千差万别，即使面对同一个文本，他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如果仅从字面看，“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似乎暗示，一个读者眼中，就只有一个哈姆雷特。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自己阅读《哈姆雷特》的体会时曾说，她少年时就读《哈姆雷特》，后来又多次阅读，却是常读常新，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部经典的理解都有不同，心中的哈姆雷特形象也有变化。关于阅读，中国古人张潮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因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张潮的话与伍尔夫的阅读体验相互印证，阐明了一个道理：人生阅历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对文本形成不同的把握方式，产生不同的理解。

如果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凸显了读者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一种空间向度的阅读差异的话，那么顺着张潮的话，我们则发现了阅读差异存在的另一向度——时间的或者说历时的向度。历时向度的阅读差异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人的“理解视野”是生长的。“阅历”其实构成了阐释学所说的理解视野的“先在结构”，自我成长带来阅历的丰富，阅历丰富使这个先在结构更加丰富或者发生变化，先在结构的丰富、变化最终使理解视野扩大、加深或者变化。这样，即使阅读同一文本，不同生长阶段的理解视野也会形成不同的阅读体验，阅读在历时层面的差异性就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还存在着某些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几乎无视文学文本这一客观基础的阅读与阐释。张江曾经举例说，同样是阅读《哈姆雷特》，有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她看到的却只有奥菲利亚，心心念念的只是“解放奥菲利亚，或者让她成为悲剧的中心”（张江《强制阐释论》）。这样一来，这位读者眼中，一个哈姆雷特也没有了。

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阅读和阐释呢？“强制阐释”批判者认为，这样的阅读与阐释理论先行，立场前置，罔顾原文，是一种“不道德的”阐释。其实，如果这种阐释只是普通读者表达自己的一种见解，倒也不失为有趣的洞见。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位理论家的理论认识，并不会满足于作为有趣的洞见而存在，而是要凭借自身的“科学性”（哪怕她或他是反科学主义的）去建构或争夺话语权。强制阐释之所以是强制阐释，就在于它明明已经脱离了文学文本这一科学性的客观基础，却非要说自己比别人更有道理，并要求他人接受。因此，它也的确难以洗刷“不道德的”嫌疑。

总之，从文学接受视角看，文本阅读存在三种可能向度：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非文学的“理论”或“文献”，如此一来，一个读者眼中，可能连一个哈姆雷特都没有了；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超历史”的文本，所有的阅读都力求还原“真相”，于是，在一个读者眼中，有且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召唤结构”，期待并允许读者不断去补充、扩展、引申，这样，一个读者眼中便有无数个哈姆雷特。看来，要弄清一个读者眼中究竟有多少个哈姆雷特并非易事。不过，也恰是存在一个读者眼中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追问，文学阅读才显得趣味盎然，文学经典才能够润物无声。

（摘编自何建良《文学阅读的多维向度》

考试、分数、排行榜，“分数主义”甚嚣尘上——这是我国教育界久治不愈的顽疾。

何谓“分数主义”？国际教育界的界定是：“基于碎片化知识的记忆与再现的纸笔测验得分的数值所显示的结果，来判断学生的一切（学力、业绩、能力倾向乃至人的价值）的一种思维方式。”

围绕“分数主义”的是非功过，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说辞。革新派主张，人的价值是不能用分数来测量的，这是“分数主义”弊病的核心所在。维护派认为，“分数主义”使得莘莘学子不问出身门第，只要凭借个人的努力，就能决定未来的前程，唯有基于分数的评价才是公平公正的。

两种说辞，各有各的道理。按照革新派的主张，单凭分数不能预测人的潜在能力，人的个性特征是难以用分数来表达的，技能部分也难用分数来测定。基于分数的等级化，无异于把人硬生生地分成三六九等。按照维护派的说辞，近代以来学校教育的进步就在于不分贫富与阶层，消除基于身份的歧视，任何人只要努力或者有能力，就能获得社会升迁，求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保障这点的，正是基于分数的评价，无视这一点，就谈不上公平公正。

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里需要缜密思量的是，革新派主张废弃百分制而改用等级制能否说是一种进步呢？比如采用优中差，表面看来好像是质性评价，实质上同量化评价如出一辙，不过以比率尺度或以顺序尺度来衡量而已，都是量化评价的思维方式。因此，即便革新派意识到“人是不能用数值来测量的”，哪怕笼统地度量，也仍然是某种程度的量化测评，所以革新派的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维护派所持的理由实际上也是不充分的。对家庭环境不良的儿童而言，是难以单凭个人的努力得以改进的。无视这种家庭落差——包括经济落差、文化落差、动机落差的事实，就难以真正保障公平公正。

量化地测评“人”这一事实本身无可非议，因为量化测评确实可以体现公平公正。换言之，“分数主义”的弊端不在于量化与否。那么，这就意味着一系列疑团的叩问：所谓分数到底意味着什么？量化测评能否正确地衡量整体的人？在中小学教育现场应当实施怎样的教育评价？在中考、高考中究竟应当评价什么？

就结论而言，以客观数据为外衣的“分数主义”没有反映出被评价对象的真实面貌。把难以测评却最能体现人性本质的部分弃之不顾，只求再现碎片化知识，并借此来评价整体人，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错误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兰德关于动机作用的研究，是揭穿“分数主义”本性的一个适例。麦克兰德列举了大量证据，论证了传统考试、学校成绩与资格证明并不能预测一个人的学科知识、职务业绩与人生成功，明确指出测评“素养”比“知识”更重要。

什么才是预测人们日后工作业绩的要素呢？根据他的研究：第一，应对不同文化的人际感受性——倾听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话语及其蕴含的真意，预测他们会如何应对的能力。第二拥有对他人的前倾期待——认识包括敌对的人在内的所有他人的基本尊严与价值的强烈信念。第三，敏锐地察觉社会背景的能力——在这种沟通中，能够迅捷地察知谁影响谁，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是怎样的。第一个要素是超越了语言运用能力的高度沟通能力，第二个要素是贯穿了伦理观、宽容心乃至信念的意愿与自我控制能力，第三个要素也是一种高度的社会技能。

然而，上述三个要素并未列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中，没有占据核心地位，却是左右每个人工作状态的核心要素。因此，麦克兰德提议，能够高质量地解决现实问题所必需的要素，可以谓之“核心素养”。知识也囊括其中，不过，具有更大影响的是“情感与意志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些素养与能力在今天被统称为“社会情感能力”。

麦克兰德的这个发现，对当今世界各国的人才选拔与管理，以及人才培养机构的课程与评价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该发现包含三层意义：其一，揭示了纸笔测验成绩不能充分预测在未来能否获得成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让学习者经历复杂的思考与高度的判断。其二，表明了主观能动性与情感的自控能力、社会技能等非认知能力对于解决现实问题至关重要。其三，提示了改革学校教育的学力目标与教育评价的方向——培育学习者成为出色的思考者而非记忆者，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素质教育。

（选自钟启泉《为什么要从知识评价转向素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