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曾是现代隐私权制度的理论基石。但只要回顾社会史或者思想史即可发现，“公”与“私”并不必然互为反题：它们的内涵和彼此关系，在不同时空中也会有不同表现。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公私概念并不总是成对出现，而且“公”字出现得更早。例如《诗经》中的“公”，可以指诸侯（“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庙堂（“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政治事务（“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私”则可以指家人（“诸父兄弟，备言燕私”）、平民的田产（“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以及贴身穿的内衣（“薄污我私，薄浣我衣”）。而且无论“公”“私”，都是相对意义上的概念。在民间的村庄、宗族和家庭内部，也存在着具体的公私关系。例如《诗经》中的“公田”，就未必就属于国家或者周天子，而可能是由村民集体共享的“公地”（commons）。

公私关系的对立倾向，是社会关系复杂化以及国家能力增强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纷纷加强对人口、土地以及其他资源的控制。在这一背景下，韩非子提出了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公私对立论述：“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

而古代西方城邦国家（polis）的公私关系则是另一番情形。受地理环境、地缘政治、生产方式和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从一开始就处于小国寡民状态，而且很早就从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过渡到以公民为基本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古罗马人所谓的“共和”（respublica），最早是指人民（populus）的公有物，后来被用来表述国家。古希腊人的“公共”，主要是指政治生活，让公民享受自由，实现卓越；“私人”则更多是指家庭生活（oikos），旨在满足人的动物本能和自然需求。公私之间的紧张对立，也由此清晰可见。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别对应“公开”和“隐蔽”两项活动原则。在公共领域，公民之间应当坦诚相见，展示真正的自我；只有把人的善恶美丑都充分暴露在城邦之中，才能促使公民互相竞争，追求美德。在私人领域，由于家庭生活遵守伦理禁忌，以及家长对家庭成员包括奴隶进行专断统治，所以家事并不需要公开。

但是，像广场、市场、剧场、竞技场这类公共场所，其公共性并不是绝对的。人们聚集在这里，相互交谈，交换商品，欣赏艺术或者比赛，主要还是为了满足私人性质的欲望。古罗马人用“社会”（societas）这一词汇，来指称这类中间地带，从而与“国家”“城邦”“政体”等政治性概念相区别。

在现代，“社会”作为“私人”与“政治”之间的中间地带，逐渐成为西方政治、社会和哲学理论的核心。不过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19世纪以来，这三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古人往往会把教育、劳动、经商、娱乐和社交这类活动放在家庭环境中，而现代人则习惯于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工厂、写字楼和商场来从事这些活动。

因此，只要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是绝对意义的“公共”和“私人”，以及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那么，在公共空间中发现隐私关系，也就不再具有理论上的障碍了。只不过，现代隐私权理论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摘编自岳林《论公共空间的隐私》）

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林立，互相攻伐，西周时建立起的社会、政治统治结构与思想、文化观念体系，一方面不断被新兴诸侯霸主打破，另一方面也面临着重组的契机。天下学术由原本统一于王室贵族的“王官之学”走下神坛，流播四海。这一大变局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促使“士”这一社会阶层脱颖而出。

走上历史舞台的士人，有感于现实之弊，希望凭借其学，以救乱世。于是诸子为推行其政治学说而周游列国，遂在春秋战国时代蔚为大观。他们的学说与见解，也往往通过周游列国的方式得以传播，并不断扩大影响，从而使得周游这一相对具体的个体行为，也逐渐具备了抽象的政治文化内涵。

笔者所要论述的诸子周游列国，不是指因出使、为质等公务，或为逃避政治变乱的出游他国，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的出行，即诸子士人为推行其学派的政治学说，主动行至他国，通过游说论辩以博取君主的采纳或任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学说得以展示并扩大影响，因而使其周游的行为，也就相应具有了政治文化的意义。

我们最为熟知的诸子周游，即是儒学学派之祖——孔子，其在晚年率大批弟子先后赴郑、卫、陈、蔡诸国，力求将儒家政治学说推用于世。这次著名的周游列国，从结果来看并不成功；孔子不仅未能获得任何一个国君的青睐任用，而且他与弟子还一度受困于陈、蔡。到战国时代，继承儒学衣钵的孟子、荀子也长期周游各国之间。

因此不妨认为，先秦士人周游列国的本质，其实体现出一种交换关系，即诸子学者首先对君主大加宣传本家学派之政治学说，获得后者的亲信任用；进而凭借君主所握有的政治、军事强力，以推行己之主张。在此过程中，诸子士人亦因此收获政治地位与经济报偿，遂可从周游无依之“游士”，转变为接受国君奉养的“禄士”。特别是到了列国兼并发展至愈演愈烈之际，国君与重臣“养士”已成为普遍行为。正是由于诸子士人所掌握的知识与见解，能够为列国国君富国强兵的战略，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因此在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中，往往能够看到列国君主大多能礼贤下士、主动求学，如商鞅、李斯，以及吴起、李悝、范睢等士人，皆能得到任用并发挥聪明才智；并且诸子学者地位极高，即便未得以直接的重用，也深为国君所尊崇，如著名的齐国“稷下学宫”，就一度成为战国学术的中心所在。

笔者认为，对于先秦诸子周游的认识，其实应回归到其所具备的政治文化属性来看。

首先是作为狭义的“知识人”，即以知识为业，通过向国君（即政权）推销知识，以换取俸禄等经济回报。这一功能也为士人“安身”于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国君所看重的，乃士人治国用兵之“技艺”与“才能”。一个极好的例子即是秦国统一。秦之所以最终能够突破偏处西陲的不利局面，强势东出而统一六国，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先后依赖商鞅、范睢、张仪、李斯等外来士人的聪明才智。

但是，如果仅仅沉溺于贩卖知识而获取利润的实用层面，诸子士人周游列国的行为，也就只会停留在经济交换的基本层面，而不会产生丰富的文化内涵。士人逐渐产生的另一个属性，使得诸子周游具有更加深刻的价值，即士人的“自觉”。在此精神的激发下，士人逐渐超越其“客观的社会身份”，而开始明确其“以道自任的精神”。在获得这种“自觉”之后，士人也就不再只是满足于简单地占有和运用知识，还要将知识加以创新，不断拓展认识范围，“为世间万物提供解释”。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士人对个体的独立意识也愈发加强。与前论士人之“安身”的功能特征相比，这一因自觉而产生的新的内在职能，亦可被归纳为“立命”。

进而，在实现“安身”之本，并坚定“立命”之志后，渐有“知识分子”之基本特征的诸子士人，其职责也就不仅限于为国君的富国强兵出谋划策，而是试图站在更高的视角，去规范天地万物的运行模式。

然而，诸子士人所秉持的“道”，与君主所掌握的“势”，虽曾彼此依赖，但并不是始终和谐。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帝国建立之后，周游列国之举，失去了可行动的空间；日益强调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帝国，要求士人须与帝国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而游士论辩的行为，不仅不利于帝国政治权威的构建，更冒犯了日益强化的皇权，因而不会再为君主所许可。

（摘编自把梦阳《先秦诸子周游列国的政治文化意义》）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是花...…以此类推。这些诗人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

酒令的历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是歌诗”“即席作歌”。从射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到了秦汉之间，承袭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间联句，名之日“即席唱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贾遵）尝作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是行令的令辞。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间饮酒作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流觞曲水”，当数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当时，王羲之与众人所作诗篇荟萃成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唐宋时，酒令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添了浪漫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雅令最受欢迎。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日‘凉伞’，羽日‘雨伞’。”唐使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识。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游戏。好的酒今不但令人赏心说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是必不可少的游戏。陈询说：“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钟，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面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出学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是另外的主旨了。

（选自张梦泽（“飞花令”与中国古代酒令文化》，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