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我国网民数量突破9亿人次，互联网普及率突破60%。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渗入各个领域，也为传统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加快了教育的信息化进程，推动了在线教育的发展。随着新一代家长教育理念的转变，让孩子能够接受到好的教育资源成为家长们的共同认知。而在传统的教育方式中，教育受到时间和地点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教育的更高需求。

近年来，为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层面频频颁布鼓励政策。2020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2年，将全面实现“三个课堂”在广大中小学校的常态化按需应用，建立键全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可见，在政府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背景下，我国在线教育行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互联网＋教育”时代早已到来了，在线教育让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线上教育自发展以来一直都受到了很多的争议。此次疫情，线上教育模式因为不涉及课堂场地的限制，于是，有不少的教育企业开启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线上优势就是能让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扩大化，扩大优秀教育资源的传播。这对于教育落后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学校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把最优秀的教师、最好的教学成果通过网络传播到四面八方。在线学习一个老师能给上万人乃至几十万人授课，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而传统线下教育还受到场地限制，面授课程最多也只能到达上百人，而且老师精力有限，无法一时之间接纳太多学生。线下教育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一直相对缺乏，亟待改善。线上教育使学校的教育成为可以超出校园向更广泛的地区辐射的开放式教育，做到资源共享。

在线教育灵活性强，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满足了学生碎片化学习的需求，线上随时能回看课程，不懂的可以倒回丢再听一遍，这是在教室上课无法实现的。在线教育趣味性强，文字、音乐、视频都能制作成教学内容，同时还能个性化定制课程，能满足学生各方面需求。

不少教育培训机构线下已经有了学校，但是也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例如：招生困难，场地租金高昂，教学成本高，师资力量难以均衡等。正因为这些痛点，迫使教育机构纷纷转型到线上，专注教育培训行业的SAAS服务商——创客匠人，为教育培训机构搭建在线平台，提供直播录播、教学互动、教学管理、品牌传播等多项功能，实现迅速开展网络教学，满足教育机构对在线教育平台的一切需求。

（摘编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未来教育行业发展预测：线上十线下教学模式必成趋势》）

百年杨绛亦芳华

100年前，诞生了多位大师级人物。作为其中唯一的女性，杨绛先生以其博学、才情、恬淡、低调被称为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杨绛先生的曾祖父、祖父秉性正直，父亲杨荫杭是晚清留日学生，曾做过胡适的老师。杨绛5岁开蒙，1919年其父辞职南归。1928年夏，杨绛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后来她考上了清华研究院。

当时清华大学研究院还鼓励研究生跨系选修课程。杨绛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选修了中文系的写作课，授课老师是朱自清教授，杨绛的文学创作是从朱自清的课上开始的。写于1933年的《收脚印》是杨绛的处女作，这篇作品收录于1994年出版的《杨绛散文》集中，杨绛在其《附记》中写道：“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

1935年，新婚的杨绛随丈夫钱锺书远赴英国，到牛津求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杨先生和钱先生“为国家为家，都十分着急”，1938年回国。钱先生只身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住在被日军包围“孤岛”一样上海的租界里。功底深厚，出手不凡，创作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锺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当年5月上海解放，杨绛、钱锺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之后便经历了种种斗争，历尽劫难。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

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日益受到读者的喜爱。而历经百年沧桑，杨先生的近照却依然如三联书店出的那套《钱锺书集》中夫妇二人的合照一般素雅恬淡

杨绛与钱锺书相识在1932年春天，丁香、紫藤盛开的清华园古月堂前。刚入读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专业的杨绛虽然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很多当时清华的人都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或许是天意，她在等待一个人――钱锺书。

据杨绛回忆，初见钱锺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机智幽默，侃侃而谈。两人一见如故，发现相互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钱锺书与杨绛相爱了，并从此相携走过风风雨雨的一生。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是上世纪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经历了这样的姻缘，杨绛对现代人的婚姻有着自己的看法：“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历经风风雨雨后，她仍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

“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走过一个世纪沧桑的杨绛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如今，杨绛已是期颐之年，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杨绛一直非常低调，有一年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宣传一下作品。对此，杨绛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有删改）

材料一：

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业态，直播带货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县长、明星、企业家等纷纷化身主播在互联网上“带货”，给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复工复产等添了一把旺火。

与传统的线下零售相比，直播带货的发展尚缺乏成熟、针对性强的法律法规体系，很多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中，出现“翻车”也可以理解。但一个新的行业若想要长期健康发展，势必离不开健全的监管体系和高度的行业自律，无规矩不成方圆。就此而言，《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的出台，对于直播带货行业的良性发展将起到极大的规范和促进作用。

与传统销售模式相比，直播带货经营模式更加复杂，平台、主播等的责任划分不够清晰，更需要厘清直播产业链上的各方主体责任，并将其置于规范和法律的框架之中，有效保障各项监管落到实处。市场管理部门、国家网信部门等也需在未来出台相关规定，加大对直播带货的监管力度，促进行业进一步向好发展。

（摘编自央广时评《直播带货有规矩才能走得更远》

材料二：

从本质上说，“直播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或“体验经济”的延伸。主播个人的影响力、感染力，影响着消费者对其推荐的产品的信任度；而即时性、互动性以及社交化的消费场景，又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便捷、新鲜的购物体验，这样的特性容易吸引用户，但也容易藏匿问题。

直播带货，借助的形式是直播，但最终交易的仍然是产品。产品质量过不过关、服务有没有保障，才是决定用户下一次会不会“买它”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直播经济也是“口碑经济”“信任经济”，从业者的守法、诚信才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如果抱着做一锤子买卖的想法，必然无法行之久远。从主播、商家筑牢诚信基石，在产品质量、服务上严格把关，杜绝问题商品进入直播清单，到平台加强对经营者及主播的规范引导，完善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再到相关部门加强对网上“带货”行为的监管，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直播带货在“阳光大道”上越走越远，让消费者在安全放心的环境中提升消费体验。

（摘编自张凡《直播带货要筑牢诚信基石——让直播空间充盈正能量》

材料三：

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依赖线下客源的企业和商家纷纷向线上转型发展，多产业“云复工”、电商平台“云直播”、消费者“云逛街”“云购物”等新业态相继出现。其中直播带货在2020年展现出了“互联网+”的巨大优势，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更拉动了经济增长。

消费观念的变化，新业态的扩大，使直播从业人员需求量暴增，市场呼唤高素质高技能的从业人员。“小手机”里蕴藏“大产业”，“小天地”里蕴藏“大智慧”。顺应当前购物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直播带货正在步入发展快轨，有望保持持续增长的活力。“流量”变“销量”是科技时代给予的机遇，但“诚信”和“责任”才是提振国家经济动能的关键。把握机遇，恪守诚信，直播带货才能行稳致远，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摘编自雷昕洁《直播带货“带火”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