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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礼者理也，礼的思想基础在于合理，而所合之理实为情理，情礼关系的实质即是情理关系。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是一个民族性与民族文化不断转化与创新的发展历程，“通情达礼”在此发展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中西传统文化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基础，人的自然性情则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当子贡请教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来点化他，其中的“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作为“质”的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换言之，本乎性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源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蕴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致良知”“发明本心”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

礼乐之教显为德治，刑政之治则属法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正所谓刑以弼教，法以济礼，二者相须而成，实质是力求情、理、法的一贯。礼乐之教，得乎情理，化民以德，培善成俗；可谓智深而谋远。法之所罚在于示以威信，止邪归正，正所谓“礼以行义，刑以正邪”，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再者，礼法之用要在中道合义，不可拘泥不化。无论德治还是法治，皆系政教之一端，所谓道无常道，法无常法，要在审时度势，因势合义，以俾于事，而非固执一端。此外，传统的以德入法是立法的精神原则、理想指向，就这个角度而言，刑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惩恶扬善、成就德行。故古人论及刑政理想时皆言“为政以德”，但绝非用道德规范来直接代替刑政之法，为此，古人曾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如果强行理想化地以德入法，则极易导致因道德绑架而轻易构人以罪抑或纵容犯罪。中华礼乐文明的这种德法并治思想，对当下构建道德文明与法治社会不无裨益。

中华礼乐文明还强调存敬有畏。古人很重视崇天敬祖，在他们看来，“崇天”，一则在于“天地者，生之本也”，人道亦本于天，且内在于人，是人的存在规定、价值本原；二则在于“天命无不报”，即天命具有不假人为的至上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古人讲“知天命”   “畏天命”，即是在提示行人道的同时，亦要敬畏天命，修身以俟之。而“敬祖”则在于“人本乎祖”“无先祖，恶出？”，古人提出敬祖意在“重仁袭恩”，不忘先人业绩。崇天敬祖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古人“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的人文精神。在此背景下，人即是一个知止守道、存敬有畏的现实规范性存在。当前社会中涌现出无知无畏、娱乐至死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人心缺少了对天理道义的敬畏感，以致行为肆无忌惮。结合中华礼乐文明这一文化精神对此做适当反思，当是颇具建设性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艺术境界之真，不等于实录、实描、实写。实录是史家的事，实描是匠人的事，实写是记者的事。然而即便是史学著述、新闻写作，面对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也得有一定的选择与取舍。

艺术境界之所以需要真，乃是基于这样的审美实际：唯有真情实境，才能引人；唯有真情实感，才能动人。鉴赏者只有在信以为真的心绪的引领下，才乐于进入艺术审美的过程。看画，看戏，看小说，尽管观众读者明知这是画的，编的，造出来的，可他们会主动地进行虚实真假的心理转换：以虚为实，以假为真。可见，艺术创作的基点在于，不是胡编乱造，而是以生活真实为依凭进行艺术真实的再创造。由真而假，由假而真，出发点是真，落脚点在真，“真”的品格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铸炼与提高。

只有懂得艺术真实的这种真正底蕴，才能理解艺术境界之真的领域的广与阔——

夸能显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谁说这不是情感之真？“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能讲这不是景物之真？“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佳人之美的真实感难道你会怀疑？艺术实践表明，夸张的美学功能，有如一面以艺术灵性为涂饰的、形制特殊的放大镜，最能突出人、物之真，情、景之真，让人于夸张的境界之中体悟艺术更高层次的真实感。

幻中有真。比如我国著名的幻想小说《西游记》，通篇以虚幻的境界来演绎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似人似佛，亦鬼亦魔，上天入地，惊险离奇，然愈幻而愈觉其真。尤其孙悟空的形象，他叱咤风云、驱邪去恶的智慧与本领，已经成为体现我们民族心灵理想的最佳典型之一。这是荒诞化、玄妙化、魔幻化了的人生境界。似乎作者在巧施艺术的魔法，以期读者能于幻境之中更深刻地体悟世事之真、理想之真。借用艺术家的话来形容，就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刘熙载）。

梦亦存真。人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确乎是一位艺术家，具有再现与重塑人生境界的本领。昔日美好的形象留存于梦境中，永葆青春的情韵。现实中追索不到的美好事物，会于梦境之中得到实现。在中国文艺史上，艺术家借梦以抒情志者颇多，最有名的当数“临川四梦”^【注】。《牡丹亭》中二八娇女杜丽娘游园惊梦，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梦境中得到了。由惊梦而寻梦，这位美丽少女表现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休论梦境虚实，即便是梦中有一刻的欢欣，也姑且以虚当实，以幻为真。她不愿意走出这梦境，她希望永远在这梦中。这使人想起老式戏台的一副对联：“筑斯台悠也久也，观往事梦耶真耶。”真可说是绝妙地道出了艺术境界的真谛。

（选自邓牛顿《中国美学感悟录·境界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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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人”苏醒前不妨思索伦理问题

王钟的

人体冷冻技术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科幻片里。而中国首例本土人体冷冻手术的实施，使它高调进入公共舆论。尽管从现有的技术发展水平看，一个人在被实施人体冷冻之后，未来能否被成功唤醒，仍然是个未知数，但这并不妨碍公众对人体冷冻真正应用予以期待。

20多年前，生物克隆技术孕育出克隆羊“多莉”，人们开始密切关注克隆人可能造成的伦理问题。今天，人体冷冻涉及相似的伦理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冷冻数十年、数百年后被唤醒，那么他面对比自己年老的子孙后代，该如何称呼？如何相处？传统上以年龄为尺度的伦理秩序，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科幻电影《太空旅客》就以人体冷冻技术为背景，设想了可能牵涉到的伦理问题。在一艘飞往深太空的飞船上，因为冷冻机器故障，一名乘客被提前唤醒，而且无法重新进入冷冻状态，此时距离目的地星球还有几十年时间。为了排解寂寞，他唤醒了另一位女乘客。但是，在飞船上，“时间”是没有价值的，让一个人提前结束冷冻，在飞船上白白耗费没有意义的人生，几乎是一种谋杀。

在现实层面，人体冷冻仍然是大胆的设想，谁也不知道几十年后这些被冷冻的躯体能否被唤醒。但是，伦理思考应当走在技术前面，在技术成熟之后再探索新的伦理秩序，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几百年前，殖民者踏上新大陆，对技术水平落后的土著人大肆杀虐。这被视为理所当然。人们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初步实现了种族、文明的平等，对殖民暴行的反思才被写入历史教科书。

冷冻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前面设想的代际身份认同问题，只是表象之一。更实质的问题是，经历了漫长的“休眠”，假设成功苏醒，被冷冻者能否适应新的文明和新的社会？彼时，跟他同年代生活的人要么垂垂老矣，要么离开人世，要么仍在冷冻状态中，他可能需要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而因为技术和文明的迅速发展，他如何在新时代中生存也是个问题。如果一个清代末年的人穿越到当下，应该也会感到极大的不适吧？

在人类社群关系上，“冷冻人”会不会成为异类？他们会不会被隔离，被歧视？这也是需要审慎评估的问题。漫长的冷冻期，实质上让人实现了一趟时间旅行，但这趟时间旅行是不可逆转的。“冷冻人”既是技术的受用者，也是被技术远远甩在后边的群体。他们或许因此延长了时间尺度上的“年龄”，但并没有延长心理尺度上的“年龄”。他们可能要跟正常成长的人类争夺资源，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技术一旦进入应用，就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影响因素。移动社交App改变了人们的社交姿态，见面不再是社交的唯一方式；共享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又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从大的文明尺度看，这些人们当下热议的技术仅仅是很小的改变，但足以让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对于像人体冷冻这样堪称改变时代的技术，难道不应该未雨绸缪，通盘考虑相关伦理挑战吗？

（有删改）

【相关链接】

201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海外网”刊登了《女作家冷冻遗体需2.8万美元50年后或将复活》一文，文中披露了重庆女作家杜虹成为中国首例“冷冻人”一事，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第一位被人体冷冻的人，杜虹死后，由美国医生来到中国将其进行冷冻处理，并将其冷冻状态下的遗体送到全球最大的冷冻人体研究机构之一的AIcor总部。值得一提的是，遗体头部被分离保存在-196℃的液氮环境特殊容器中。按AIcor科学家的乐观估计，50年后的科学技术也许就能让杜虹解冻头部，再造身体，也就是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