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项羽本纪》，都会注意到对城下决战的精彩写述，楚霸王英雄生涯最后一幕的重要情节，让人印象至深。“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在太史公笔下，和项羽“力拔山兮”悲歌知名度大致相当的，还有刘邦的《大风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一样人未必识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气大。”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便是这样的“气”，须是有盖世之气方得。高祖“泣数行下”与“项王泣数行下”的表情记录，完全相同，一字不差。项羽歌“力拔山兮”，刘邦歌“大风起兮”，虽一胜一负，一败一成，一枯一荣，但各自均“气大敢做”的两位英雄，在彼此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却有相近的表现。一个失败的英雄，面对悲剧结局，自为壮歌，“泣数行下”。一个成功的英雄，面对“神光一万八千里”，“西南扫地迎天子”的胜利庆典，同样在“自为歌诗”，“令儿皆和习之”之后，“泣数行下”。

在刘项故事两处各见“泣数行下”四字的背后，太史公有什么深意吗？对于项羽与刘邦之歌哭，太史公笔法近似的描写，是否意味着有意在二者之间的情感天平上维持了一种特殊的等衡，以此提升项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感召力呢？有关项羽言行的记述，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而郭嵩焘特别指出，“垓下”史事的记述，“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太史公对项羽事迹的回顾，固然倾注了自己深切的同情，然而基本史实的记录，应当坚持了严肃史家的清醒。就刘邦“酒酣”唱“大风”故事的描写，李晚芳有评价“沛中留饮，处处画出豁达大度”。“泣数行下”是否可以理解为“豁达”的表现，我认为还需要细心体味。而有的学者对刘邦这样的分析或许与太史公的意思有所接近，即功成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寂寞与孤独，说不定也是让帝王垂泪的因由。

顾颉刚认为《史记》除了“生龙活虎绘声绘色”，表现出“文学造诣之高”而外，“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从刘项自为歌诗又“泣数行下”的记述形式中，或许可以体会太史公“史学见解之深辟”。

（摘编自王子今《太史公笔下刘项的心思和表情》）

评潘岳《秦汉与罗马》

田飞龙

①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边塞雄风与王朝政治建构相得益彰，是中华文明进取、综合与奠基的历史高峰。条条大路通罗马，地中海大帝国的商业文明、法律制度与政治智慧，引发西方后世模仿和世界性的赞许，是人类文明早期政治起跳屈指可数的模范。《秦汉与罗马》立意二者之间，是一篇立足于中西政治文明深度比较的长文。

②潘岳文章以极大篇幅处理了秦汉建制的特色和优势，敏锐捕捉了这一时段政治文明的结构化与制度化特征。周的“礼崩乐坏”标志着“礼乐共同体”的失败，而战国是这一失败的结果，也是填补该模式之“国家理性”维度缺失的起点与过程。孔子在礼乐秩序失败的基础上一边反思，一边重述，奠定了后世儒家的基本精神秩序与伦理政治的仪轨，但在国家理论与制度理性上并不严谨，不可能塑造福山眼中的“现代国家”。

③中国国家建构的绝对理性维度由法家完成，法家以严酷的功利主义和规则理性建构了人类最早期的大型现代国家，这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重大成就，也是福山由衷赞叹的历史根据。但秦制法家以耕战为中心，以吏为师，激发人心之竞争和功利，但却涤荡了人心之仁义与廉耻，物极必反，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休养生息，《过秦论》与《治安策》寻求汉制特色及平衡，董仲舒天人三策及其儒家新义奠定汉代国家哲学之理性基础，在强大国家之外着力重建伦理社会，协调教化人心秩序，终于在汉武帝的“帝业”框架中成就巅峰性的文治武功。与秦汉相比，三代之治、春秋战国之类皆为序章、素材和处境，汉之后的各朝损益则是在秦汉大一统制度的总体框架内进行内外要素的调适，有局部创新，无结构性颠覆。若需要给这一结论加上一个恰当的学术性脚注，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最为精当，其从汉制立论，详述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千年流转，从中折射出“贤能政治”的一贯传统和治理奥秘。潘岳文章就是为了揭示中国政治文明的“贤能政治”传统，解析“大一统”文明的制度密码。

④与秦汉同期文明相比，地中海区域的罗马则深陷“战国”式的地缘战争之中，以“战斗民族”姿态与传统完成了环地中海的西方帝国建构。罗马历史，长时段可以区分为罗马王政时代、共和国时代和帝国时代。与秦汉可比的历史时期是共和国后半段与帝国时代。罗马共和，是罗马政治文明的奥秘所在。潘岳在文章中声称希腊提供了西方的精神基因，罗马则提供了政治基因。这一论断颇有“片面深刻”的意味，因为希腊在政治上也贡献了“民主”，而罗马在精神上则接纳了基督教，开创了真正的帝国，故所谓精神与政治殊难别异。但潘文凸显罗马的政治根性，则具有显著的合理性：其一，希腊的政治是袖珍的城邦政治或者人类童年的“小共同体”政治，整体希腊从未建构为严谨的政治秩序，故希腊可贡献政治的价值元素和制度原型，但难以构成成熟的政治文明；其二，罗马自身存在从共和到帝制的制度跃迁，在共和的精神和制度基础上“演化”为帝国而不是“折断”重组为帝国，保持前后的基本政治文化与制度的延续性，这是罗马构建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秩序的伟大成就，是希腊所不能及的；其三，共和国末期西塞罗的“文治”与凯撒、屋大维的“武功”共同推动了罗马共和国的帝国转型与建制，其中的“军政”因素深刻塑造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心智与行为模式，并对后世西方的“民主帝国”建构有直接影响。罗马是战争塑造的，罗马是政治建构的，罗马是在对城邦政治学的批判超越中完成自我定位的。“罗马模范”成为西方后世的共和国与帝国的共同背景，因为罗马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帝国，都是西方历史上的巅峰。《秦汉与罗马》对罗马共和及帝制的历史解析，抓住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核与要害。

⑤以世俗帝国的治理指标而言，秦汉与罗马各有优劣，秦汉指向“大一统”，罗马指向“帝国和平”。但是罗马还受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挑战：基督教。罗马是泛神主义的，每征服一地并不消灭其本地神灵，而是诸神和谐相处，皆在罗马帝国的保护之下。因此，罗马帝国本质上是世俗主义帝国，多神传统是一种体现宗教宽容与文化包容的精神秩序。1_____而基督教本质上是反罗马的，与罗马帝国争夺“基层群众”和信仰权力。2_____帝国对基督教采取了先严厉镇压后整体皈依的极化政策。3______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进入了基督教共同体与蛮族王国长期并存的中世纪，基督教实现了超国家的普遍主义存在，甚至在公元11世纪经由教皇法律革命实现了以教会法为“神圣宪法”的法律秩序大一统。4______潘岳文章在“基督国教”一章中对世俗帝国与神圣宗教的冲突性质与后果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呈现出西方政教关系在罗马的紧张属性。

⑥当然，潘文对秦汉与罗马的比较，由于主题过于宏大，牵涉细节繁多，加之文章的写法夹叙夹议，趋近于“政治散文”，从而在有关比较议题及其核心判断上或有值得商榷与补充的余地。

⑦总之，潘岳先生的《秦汉与罗马》试图在真正平等和理性的基础上以持续性的文明对话重建中国自身的文化自信，并以此为基础巩固和提升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但这样的“平等对话”带来的自信结论和解释范式，是否能够让国人真正信服，是否可以通达西方的当代人心，达到真正的相互承认的平等，甚至在平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华文化世界性表达的方式和空间，这些疑问依然悬而未决，故我们在文明比较和理论建构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

（有删改）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创作动机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边城》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评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只抓住“优美”“健康”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其实，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评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素。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美的一面。

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纯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

（节选自《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