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旬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

《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部能够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经典作品，离不开切磋琢磨的细功夫。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柳青在皇甫村扎根14年，深入了解农民生活，才创作出鸿篇巨制《创业史》；京剧大师李少春每次演出前吊嗓子时，都要仔细把剧场每一个座位走一遍看一遍，心里要知道每一个观众在怎样的角度看他、能不能看明白听清楚；焦莉隐先生20世纪50年代导演《龙须沟》，带着全组演员观察生活近一年……古往今来，文艺精品无不是厚积薄发、千锤百炼的结晶。“工匠精神”，往往意味着吃苦的决心、刻苦的努カ、艰苦的付出，和不苦尽不轻易甘来的过程。岁月是一张滤网，是成为经典还是流于泛泛，观众最终会给出准确的选择。

我们怀念过往经典，其实是在怀念那份做事、做人的匠心。这种匠心，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中，我们身边又何尝没有。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讲述的正是一群用一辈子时间修复文物的普通人，在脆弱而又珍贵的文物画前，他们用静心、细心、耐心日复一日地描画、纺织、修补、临摹，让人们看到工匠精神对守护传统文化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会被此深深打动?这些普通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工作专注倾心，对细节追求完美，对技艺不断磨砺。也许没有鲜花和掌声，但这样的工作状态和精神品质，让他们身上散发着光芒。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气质:坚定踏实、严谨、专注、坚持、敬业、精益求精……如果人人都能将这样的品质在内心沉淀，有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初劲，有对工作只管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摘编自郝思斯《“工匠精神”何以动人》)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这种分法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虽然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 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的效果。

以毒攻毒的免疫观，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该书主要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蟠等的描述都属首创。

《肘后方》载有“治卒有狗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疗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这种办法虽然原始，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病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类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种。为了应对天花肆虐，人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在狂犬病、伤寒病等方面用类似注射疫苗的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针对天花，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 “人痘”来阻止其传染的手段。所谓“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主动地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以达到产生天花病毒抗体的目的。

“人痘”接种法很早就在中国开始了应用，清代医学著作《牛痘新书》、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均有这样的治疗方法的记载。不过，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所以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诞生于宋朝。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人痘"接种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标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 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防疫与疫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