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工匠精神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不难寻其踪迹。从庄子的“技进乎道”到魏源的“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他们所提到的“技”、指的就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产品“从99%提高到99.99%”的过程中，它是认真、执着，精细、完美的代名词。正是技术从业者们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让生产过程成为类似工艺品的雕琢过程，铸就了我国传统制造业曾经的辉煌。

说起工匠精神，就不得不提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中展现的我国现代工业者那些灵巧而智慧的手；有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丝漏点；有人能把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还有人的检测手感堪比X光般精准。大国工匠们“技术报国”的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其他职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就曾说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治家等，更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等高技能人才”。

遗憾的是，这些年在“君子不器”、白领崇拜等观念的影响下，更多人对从事与技术打交道的蓝领工作心有不甘。上海市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实是“高级技工万金难求”之类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这种人才发展的不均衡，抑制了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迸发，同时也让中国创造遭遇“人才瓶颈”。政府工作报告中写入工匠精神，关照现实，切中要害，不仅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健康的现代职业、专业观念，同时也将加速我国制造强国、创造强国的建设。

《中国创造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但目前，我国制造业依然存在着大而不强、产品档次整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问题，部分产品不能满足日益精细化的消费需求。有鉴于此，我们亟须坚守工匠精神，弘扬工匠精神，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打造“创造中国”的金字招牌。

（摘编自《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工匠精神”》）

材料二：

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传统工匠及传统手工技艺在人们心中留有深刻印记。在这种固有的印象下，很多人认为随着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甚至人工智能对传统手工业的取代，大多传统工匠逐渐退出市场，工匠精神自然也已过时。这种观念的谬误之处在于：一方面，将“工匠”的概念囿于传统工匠及手工技艺。工匠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其涵盖的范围必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演变而与时俱进，如今的工匠已涵盖各行业从事技术类工作的职业人群，有技术之处就应有工匠精神。另一方面，该观念忽略了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文化价值。柏拉图《理想国》中有关于“一个人专门从事一个行业”的分工论述；我国古代典籍《墨子》中有描述百工“使各从事其所能”的记载，宋代陈襄《百工由圣人作赋》中更有强调“工之立也，乃成器而尽善”的表述，这些均传达出“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我们强调工匠精神，更多的是指价值内核的传承弘扬。

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名影响深远，古代工匠属于社会的末业，很难改变自己的阶层，大多数工匠都是父子、家族代代相传。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对于工匠的社会地位认知没有显著的提高，依然奉行“重本抑末”“重士轻匠”的传统观念，更愿意去选择读书取仕不愿意选择“工匠”相关职业。实际上，纵观世界制造业强国的经验,不难发现在这些国家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从业者不仅拥有较高的收入，还受到大众的尊重，全社会有着良好的工匠文化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这就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工匠社会地位的传统认知，树立职业平等的价值理念，让技术工匠获得职业认同、拥有职业自豪感。

由于技艺的复杂程度常是当前一些传统手工艺品价格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难免出现了一类无视功能审美，一味追求繁复、炫技的工艺品。从思维方式角度看，即使是对于历史文物，人们也常给予精致华美的器物更多关注，更容易被一些华丽繁复的技艺吸引，这也就导致了有人将工匠精神与技艺本身画上等号。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对“技近乎道”“道技合一”的境界追求。中国古代完整的工艺体系，折射出的自然观、审美观、精神及价值都是传统工匠通过技艺的游刃有余传达出来，但归根到底工匠造物制器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功能使用及价值表达，技术始终是为了目的的实现服务。“以器载道”的实现,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当下极具现实意义。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尤其是民用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更需要从人的需要和体验出发的人文关怀的回归。

毋庸置疑，任何行业中技艺纯熟的工匠，都离不开长年的经验累积。但现在有很多人也因此把工匠的形象和机械重复，循规蹈矩联系起来，把经验与创新对立起来，认为工匠精神就是经验主义，不利于当代科学的发展、不利于创新，这显然是一种明显的认识误区。回顾历史，很多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能工巧匠”，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创造性品质而为人们称道传颂，如最著名的工匠代表鲁班也是因为发明锯、曲尺等实用工贝而被后人称为木工鼻祖。由此可见，经验积累和创新创造本来就不是对立的概念，反而是可以互促发展的，这两者都是工匠精神中的重安内涵。近年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被日益重视，研究过程中枯燥反复的运算、实验离不开工匠精神，大科学装置建设中诸多实践难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工匠精神，而很多建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应用技术创新更是离不开工匠精神。因此，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现代制造业发展，都需要弘扬工匠精神，这也意味着经验和创新二者皆不可少，不可偏废。

（摘编自《以科学态度弘扬工匠精神》）

《变形记》封面的演变

王晓林

①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卡夫卡《变形记》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它被翻译成上百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除《变形记》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外，它的“副文本”同样值得关注。对绘画艺术兴趣浓厚的卡夫卡，特别注重作品的封面设计效果。因此《变形记》封面从1915年初版单行本开始，就陷入了“作者意志”与“设计者意志”纷争的旋涡之中。

②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初版单行本付梓之际，他给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写了这样一封信：

③“尊敬的先生：您最近来信说，奥托玛尔·施塔克将为《变形记》设计封面。我产生了小小的恐惧。单就我从《拿破仑》上对这位艺术家的认识而言，这种恐惧也许是多余的，我是说，由于施塔克真的要动笔了，于是我想到这样的问题，他会不会去画那个甲虫本身？别画那个，千万别画那个！我不是想限制他的权力范围，而仅仅是根据我对这个故事显然是更深的理解提出请求的。这个甲虫本身是不可画出的。即使作为远景也不行。如果这样的意图并不存在，因而我的请求变得可笑一一那倒巴不得。若能转告并强调·我的请求，我将十分感谢。假如允许我对插图提建议，那么我会选择诸如这样的画面：父母和商务代理人站在关闭的门前，或者更好的是，父母和妹妹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而通向一片黑暗的旁边的那个房间的门敞开着。——1915年10月25日于布拉格”

④但是，施塔克却为《变形记》设计的封面画与之却有些出入。仔细来看，施塔克最终设计的封面上虽然没有虫子，但他却选择了卡夫卡没有建议的格里高尔的形象。显然，卡夫卡对《变形记》封面设计的“干预意志”与其说是得到了部分回应，不如说是遭遇了设计者的某种“背叛”。

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变形记》日译本问世，但封面上既没有卡夫卡坚决否定的“甲虫本身”，也未展现“父母和商务代理人”或“父母和妹妹”的行动，而是出现了卡夫卡自己的身影。《变形记》是卡夫卡小说中较早译介到国外的作品，选取卡夫卡肖像作为译本封面，一方面可以使读者更直观地认识这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封面画先入为主的倾向，为读者提供了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⑥1974年西班牙版封面画则有意遵循卡夫卡的建议，使“父母”（没有“商务代理人”）站在一扇“门”前，不过这扇“门”不是关闭的，而是微微打开的；从父母影子的方向判断，房内有光亮射出，这又与卡夫卡希望房内一片黑暗的意愿背道而驰。众所周知，“门”是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无论是《变形记》，还是《法的门前》，抑或是《诉讼》，卡夫卡笔下的每一道“门”都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意义，这些“门”的每一次开/关都在不同程度上暗示/预示着主人公命运的改变。对于突然“被变形”的格里高尔来说，门里门外，是两个截然不同/通的世界，这也是卡夫卡对自己家庭体验的表现——他与父母之间永远隔着一道无法消失的“门”。这种《变形记》版本直接将小说情景画于封面页上，极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可以加深读者对文本的印象。

⑦尽管卡夫卡坚定地认为《变形记》中的甲虫本身是“不可画出”的，但后来的许多封面设计者仍致力于表现这只甲虫形象。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变形记》封面上是一个孤独的男人轮廓，对着一个既像窗户又像门的图案，最上方是一只黑色的多腿甲虫。这寥寥几笔所刻画出的虫子虽不具代表性，但由于这是中国较早公开发行的《变形记》单行本，直接影响了《变形记》汉译本封面的设计走向，此后越来越多的“甲虫”出现在《变形记》汉译本封面页上。

⑧1993年的法国版则直接以著名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代表作《呐喊》为封面图。蒙克曾如此回忆《呐喊》的灵感来源：“我和朋友一起去散步，太阳快要落山时，突然间，天空变得血一样的红，一阵忧伤涌上心头，深蓝色的海湾和城市，是血与火的空间。朋友相继前行，我独自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和战栗，大自然中仿佛传来一声震撼宇宙的呐喊。”这样的经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卡夫卡常常感受到的恐惧感和担忧感，将这幅画作为《变形记》的封面，可谓实现了表现主义文学与表现主义绘画艺术的完美合体。

⑨2005年的德国版，是一张复杂的组合图形，一只倒立的寒鸦张开翅膀缠绕在一个男人头上，寒鸦之眼正好对应成为男人的眼睛；两瓣虫壳夹在男人左耳上，它的一条细腿伸进男人嘴角，另一条则伸入男人颈内；另一只甲虫则像领结一样系于西装革履的男人胸前。这幅画将寒鸦、卡夫卡和甲虫混搭在一起，是《变形记》封面画的又一经典之作。

⑩一个世纪以来，《变形记》版本封面经历了丰富的演变过程，从“卡夫卡式文学”衍生出“卡夫卡式封面”，这恐怕是卡夫卡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事实上，伴随着《变形记》封面面的显性演变，《变形记》文本意义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诸多隐性的改变。在这一隐一显的对照中，“卡夫卡意志”始终若隐若现，“卡夫卡干预”似有若无，“卡夫卡式理解”愈加扑朔迷离。于是，怀着破解封面画谜题的初衷而从“文本外”走来的我们，很快就又进入了更深更复杂的“文本内迷宫”。

材料一:

咨询机构IDC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2019年，大数据与商业分析解决方案全球市场的整体收益将达到1896.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495.1亿元)，这一数字相比2018年增长12.1%。在2019年-2023年的预测期内，全球大数据市场相关收益将实现13.1%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并预计总收益于2023年达到3126.7亿美元。

未来五年，由于政策支持以及多方技术融合，中国大数据市场将保持稳定增长。该机构预测，2019年中国大数据市场总体收益将达到96亿美元，2019年- 2023年预测期内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3.5%，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3年，市场规模则将增长至224.9亿美元，从技术上看，大数据相关硬件在2019年中国整体大数据市场中占比最高，达到45.2%；大数据相关服务支出和软件收益的占比则分别为32.2%和22.6%。而到2023年，随着技术的成熟与融合以及数据应用和更多场景的落地，软件规模占比将逐渐增加，服务相关收益占比保持平稳发展的趋势，而硬件规模在整体的占比中则逐渐减小。硬件、服务、软件三者的比例将更为相似，逐渐趋近于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

（摘自2019年09月18日《人民邮电报》谢静的《中国大数据市场保持稳定增长》）

材料二：

根据机构预测，到2020年，全球IP流量将达到2.3万亿GB，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44万亿GB，其中我国的数据量将占比l8%，人类已经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在海量的信息洪流中，数据安全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重要数据是国家数据安全管理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影响国家安全，影响公共利益。”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表示。安恒信息首席科学家刘博也指出，大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的基础战略性资源，全面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共享，助力产业升级与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国家战略。

“随着海量数据的进一步集中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信息安全正成为大数据快速发展的瓶颈。”中国工程院沈昌祥院士在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机遇与网络安全》的报告中表示，大数据信息安全主要集中体现在网络安全、系统安全、个人设备、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杀病毒、防火墙、入侵检测的传统“老三样”难以应对人为攻击，且容易被攻击者利用；找漏洞、打补丁的传统思路不利于整体安全。

“要主动为网络信息系统培育免疫能力，实施主动免疫可信计算，在计算运算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以密码为基因实施身份识别、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及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与排斥进入机体的有害物质。”沈昌祥院士表示。

今年5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办法》），对公众关注的个人敏感信息收集方式、广告精准推送、APP过度索权、账户注销难等问题进行了直接回应。论坛上，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处长陈吉学对《办法》中涉及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建立共享转让重要数据的风险评估制度、建立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度、网络运营者数据安全管理责任四大方面进行了介绍。

（摘自2019年09月19日中国经济网《业内畅谈大数据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亟待出台标准规范》）

材料三：

2017年以来，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率先在全国设区的市一级层面制定出台3部大数据地方性法规，将大数据立法与大数据发展中的难点痛点、民生热点紧密结合，用创制性地方立法的方式为大数据发展保驾护航。

“大数据地方立法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先例可循，如何让大数据立法立得住、行得通、接地气、有实效，是不小的难题。”贵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陈寿宇说，在大数据立法工作中，他们准确把握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恪守“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原则。

“3部《条例》的出台实施，已初步构建起贵阳大数据立法领域的体系性框架。”李忠表示，未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将立足贵阳大数据发展应用的实践，加强调查研究，加快经验做法的总结提炼，及时推进立法权限内的相关立法，让贵阳的大数据立法领域有一个更加完善、科学的体系性框架，为贵阳大数据发展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摘自2019年08月29日《人民日报》《立法护航大数据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