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承是中医药的命脉所在，创新则是中医药的活力之源。中医药的创新，既包括对秘方验方加以更新创造，又包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中医药、完善中医药、振兴中医药。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古老的中医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通过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的分析，医生为病人提供更精确的治疗支撑，中医药疗效也得到客观真实评价。大数据、互联网让中医药服务变成数字化医学,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的应用让中医药诊疗规律得到总结、优化，多学科、跨行业合作正在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

(摘编自求是网《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材料二:

2020年6月13日，以“从中医药抗疫成果看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为主题的中医药抗疫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于文明强调，一要坚持传承创新发展，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价值作用。二要坚持安全有效的根本要求，促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坚持中药质量安全有效根本要求，突出质量优先，不断提高中药质量、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要坚持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彰显我国卫生健康发展显著优势，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摘编自《中医药抗疫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三: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冠肺炎发病率、死亡率之低和治愈率之高，为各国瞩目。

西医往往无能为力的非典、艾滋病、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中医凭其辨证论治特征能迅速找到有效解决方案；相比西医过多依赖医疗设备和药物，中医防治的灵活方便能更好解决基层民众的医疗问题，且显著降低医疗成本;对于西医预防保健的欠缺，中医治未病更具有独到优势。

中医和西医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医学，生命至重，需要两者互学互鉴、互补短长。此次中国的抗疫实践也再次证明，当前最好的医学是中西医互补的医学，而最好的公共卫生体系也当是中西医互补的体系。

面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大力发展中医药,补齐中医药短板，与西医药互相补充，擦亮公共卫生体系的中国特色，既是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所需，也是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之责。

(摘编自《用中医擦亮公共卫生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四：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医药早介入、早使用，能有效阻断轻症转为重症，促进病人康复。二是中医药救治应当有自己的阵地，方能显身手。此次武汉保卫战，国家中医药局历史上首次成建制派出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重症病区,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的系统方案。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显著提高了重症救治效果。

中医药在充分发挥疫病防治独特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中医药在我国疾控体系中基本缺位，中医院的基本建设、条件设施、人才储备等还不适应传染病防控需要等。

(摘编自张伯礼《中西医结合助力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

材料一：

方言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具有长远意义，如同物种意义上的不可再生性。我们今天仅用短视的眼光看待方言，可能看不到它实在的价值，但如果因此忽略它，任其消失，则是不可还原的。

方言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方言是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湖南花鼓戏，以其特色与影响带给人们独有的艺术享受；第二，我们用传统方式做训诂研究，解释古代文献词义、句字，需要借助方言；第三，语言的多样性是丰富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心灵最深处、最复杂的情感。没有乡音，无以慰藉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用方言来表达情感。

方言能极大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对社区营造和谐宜居的优良环境有很好的助推力。在现有的交通通讯、信息化的背景下，方言差异性减少、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现实。考虑到方言的价值，我们希望方言不要以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希望方言在更长的时间里能以一定形式得到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我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没必要将方言保存保护与普通话推广对立起来，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应是社会之常态。社会要逐步养成双语双言、多语多言的状态，并习以为常——我们在完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功能、适应不同交际场合时，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

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多言多语应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实际也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常态。中国南方地区多言环境情况较多，尤其像广西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往往会说几种方言，比如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有的还会说壮语。这是百姓自然而然掌握的，并不存在学得多就学不好的情况。因此，在目前环境之下，城市的家长不用担心孩子以后普通话说不好，要让孩子从小有机会说方言，与普通话同时接触。研究表明，实际从小处在多语状态的人，脑部神经系统的发育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双语多语环境下的孩子在智力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吃亏，反而还更有优势。

不过，方言毕竟是触动人们敏感认同神经的因素，因此在多语多言的社会里，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要有语言使用文明的意识。这种文明意识，其实就是要兼顾对方的心理，并成为一种习惯。在交际的现场，方言的使用要掌握好度，要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种文明意识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但我们在进行方言传承和保护时，也要把这种意识传播出去。我们并不鼓吹方言独大，而是主张构建一种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

（摘自《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对立》，人民网）

材料二：

苏州历来重视对苏州话的保护和传承。

2008年，苏州市区、昆山市、常熟市成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首批试点地区，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发音人，采录了昆曲、苏州评弹、苏剧等地方口头文化语料。2012年，苏州市语委办启动苏州话保护工程。截至目前，苏州市语委办已连续举办了十届中小学生普通话、苏州话、英语口语比赛；苏州市语委办已举办了五期苏州话辅导师培训班，培育了四百多名苏州话辅导师；苏州市教育局、市语委办、市广电总台已举办了三届苏州童谣比赛。另外，本地新闻媒体推出了一批关于苏州话的节目；二十多条公交线路同时使用普通话、苏州话报站；《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也对苏州话保护做出了相关规定。

从2017年开始，网师巷社区把苏州话辅导师请到社区，通过童谣、情景短剧等形式在孩子中推广苏州话。苏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推出“说苏哉”微信公众号，成立“说苏哉”协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沙龙活动推广苏州话和地方传统文化。

（摘自《保护传承吴侬软语，方言文化能不能“嗨”起来？》苏州新闻网2019.5.30）

材料三：

早在2012年，科大讯飞就以粤语为突破口开展方言识别技术攻关。2017年科大讯飞又发起“方言保护计划”，3年来已收集方言语音超过86万条，支持23种方言语音输入，实现包括粤语、四川话、湖南话等11种方言的语音合成；微信小程序“我AI说方言”方便公众随时随地上传方言，建设中国方言库。

“方言保护计划”发起人之一李强军介绍，方言语料的采集、记录和归纳是方言识别的基础。以前，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依赖于调查者主观感知，而归纳完整的语音变化、进行句法和语义分析等工作难以单靠人力完成，所以有必要建立分属不同方言的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对方言文字、发音等进行整理。

其实，外语语音识别与方言识别的人工智能训练方法是相通的。随着技术进步，可用统一的语音识别模型，导入各地方言等不同语料进行无监督训练。我国语言学界将现代汉语方言分为十大方言区，方言识别难度有所不同，落实到输入法产品中，识别准确率也略有差异。

适配不同的方言识别，对整体语音识别技术会是一种促进和优化，还有助于设计出更贴合消费者需求的智能语音交互产品。美国“风险投资节奏”网站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语音市场，2019年第一季度智能音箱出货量占全球总出货量一半以上。国外智能语音产品厂商也在努力开发能识别各种英语口音的版本。独具中国特色的“方言版”语音识别产品有助于中国企业开展差异化竞争。

（摘自《人工智能助力保护“多彩乡音”》，新华网2019.8.29）

材料一：

近日，多地启动无人驾驶汽车路测，引发关注。随着业内大公司的持续推动及相关政策的扶持，无人驾驶时代加速到来。不过，当前无人驾驶技术还不能做到真正的“无人”。

无人驾驶作为智能化和网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成为汽车行业竞相角逐的阵地。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市场，预计至2030年，与无人驾驶相关的新车销售及出行服务创收将超过5000亿美元。

虽然无人驾驶在技术方面日趋成熟，但我国现有的法律对无人驾驶的包容性还不足，尚未在国家层面形成明确、完整的无人驾驶法律和政策框架。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由于无人驾驶汽车无法明确“驾驶人”，一旦出了交通事故，责任方认定就变得十分困难。

无人驾驶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核心技术成熟，又需要智能交通设施完善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普及，还需要道路测试过关、交通法规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现在使用的传感器受特殊天气的影响较大，一旦遭遇恶劣天气，车辆可能无法完全正确地感知距离、识别标志和行人。而且，目前虽然多地已开展道路测试，但大多是封闭道路测试。此外，在现有条件下，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一些“无人驾驶”汽车也并不能真正做到“无人”，而是需要在特定范围、规定场景以及有人员监管的前提下实现。

可以预见的是，无人驾驶技术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在大众生活中，无人驾驶汽车作为未来汽车智能化的代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驾驶方式。不过，在无人驾驶时代到来之前，有关部门需要做好准备，加快制定无人驾驶汽车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对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法律保障，推动我国无人驾驶汽车产业实现创新驱动、结构升级，抢占发展制高点。

（摘编自胡建兵《真正实现“无人驾驶”仍需跨越诸多门槛》《经济日报》2020年5月14日）

材料二：

无人驾驶汽车逻辑与物理工作过程图

（摘编自韩威《无人驾驶：人工智能三大应用造就“老司机”》）

材料三：

4月22日，外媒援引海外市场研究和咨询、数据及分析服务提供商J.D.Power的市场报告称，时至今日，部分北美消费者对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信心开始动摇，市场接受程度开始下降。

J.D.Power在该市场报告中总结道：“如果美国和加拿大消费者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最新看法有什么暗示的话，那便是汽车制造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J.D.Power表示，在100点的指数范围内，美国人对无人驾驶的信心从36点降至35点；在加拿大，人们对无人驾驶汽车的信心从39点降至36点。

同时，J.D.Power强调，这份数据调查来自今年3月，那时北美地区还未发生大规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J.D.Power认为，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开发成本非常高昂，如果消费者甚至还不能广泛接受它的话，这对汽车制造商来说将会是一条艰难的路。

J.D.Power旗下负责驾驶员互动与人机界面研究执行的董事Kristin Kolodge表示：“他们（汽车制造商）正在推动消费者似乎不太感兴趣的技术。尤其是现在，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支出。他们在这些技术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但他们也需要投资于消费者教育。”

有业内人士分析，绝大多数美国人（67%）不认为无人驾驶技术已经成熟，也不认为社会已经准备好整合它，参与这项研究的专家甚至认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人们可能会看到消费者不再专注于个人交通工具而转向共享交通工具。许多公司把共享移动作为未来重新定义交通的一种方式。

（摘编自《北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信心下降》，环球网202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