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常状态下，每个人都保持着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协调。当遇到紧急事件时,这种内在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机体会立即调动生理、心理系统的反应，竭尽全力地应对突发事件，进入应激状态。不同的个体对应激事件的反应是有差异的，决定个体应激反应能力的因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前者主要指个体的原有人格的健康程度和适应能力，后者指客观环境的条件等。从反应结果上看，一次应激事件后，一类反应是恰当的、适应性的，应激事件后个体得到成长和锻炼。另类反应是不恰当的、非适应性的，其结果留下创伤。人格越是强健者,越是以前者反应为主，乐观豁达的人能相对客观地评估事伴的真实危险性，而敏感脆弱的人容易今大事件的真实危险性。

在SARS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可能会出现两种应激反应。天是预期性焦虑，主要表现为忐忑不安，对自己能否胜任工作没有把握。这一方面源于他们对未知工作情景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源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鼓励个体认识自己的这种心理冲突是正常的,越是能接受和理解，就越意味者能承受和消化它。同时，如果有了充分准备，尽可能将未知的因素变成可控制的因素，恐惧心理就会减轻。因此需进行知识和技能储备、身体和心理储备。二是挫败、内疚、抑郁等负性情绪。他们可能有对被感染风险的恐惧感、工作难度带来的控败感、与家人分离带来的牵挂以及面对重症病人的痛苦甚至死亡时产生的哀伤等。因此，要对被感染SARS的真实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估，熟练地操作隔离等防护措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病毒，承认个人的局限性，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和暂时的部分的无能。越是能接受自己的失败,就越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调整心态，积极学习新技能。作为医务人员，需要足够的共情能力，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及时体察他们的痛苦，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治疗,但也要有能力将自己的情感与病人分离开来，接受现实的局限性。

(摘编自杨蕴萍《由SARS认识应激与应激反应》，《中国全科医学》2003年07期)

材料二：

面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该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不同人群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日前，记者采访了《新型冠状病症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等手册》编委会主任游旭群教授。

记者:当意外来临，焦虑、恐慌是人们最主要的情绪，疫情对一个人产生的心理影响有哪些?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

游旭群: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与行为三个方面。这两天大家特别关心信息，因信息不够明确会产生认知冲突、无所适从等，都属于认知上的变化;同时,情绪上容易紧张、恐惧，甚至是抑郁、愤怒，从行为方面来看，大家的生活也会出现很大变化，出行受限、社交减少等，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恐惧会加剧我们对疫情的非理性认知，生活的变化又会加剧情绪的紧张感等。

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群体，他们在心理反应上必然存在差异。对待重度应激反应，我们可以借助专业的心理测评手段和诊断技术进行评估和治疗。对普通人群来讲，应激反应比较弱，未达到临床标准，自我心理健康评估时，可以依据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生理活动正常，关注睡眠饮食是否规律、免疫力是否下降;二是情绪反应适度，是否存在过度焦虑、持续抑郁、易激怒现象;三是社会功能良好,是否存在自我封闭、兴趣减退等现象。通常来讲,只要这几个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就无须过度关注和紧张。

记者:最急需心理援助的是哪部分人群?又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

游旭群:目前最需心理援助的有两个群体:一是确诊感染的重症患者及其亲人，二是在救治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这两个群体面临的压力最大，最需要相应的心理支持。

一般来说，从两个层面获取心理支持:一是个人层面，通过个人努力，充分调动个人资源进行自我支持和维护。二是社会层面，有效利用社会支持是应对压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专业团体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支持，通过家庭、亲人、朋友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通过政府部门、所在社区、工作单位等获得更多的组织支持，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2月6日)

材料三:

面对新冠肺炎，很多人陷入焦虑、恐慌之中。这不仅给身体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长时间、聚焦式的心理恐慌会对整个社会机体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对民众的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实施心理干预，须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分类分级服务;二是专业、有序、符合伦理要求。当前的心理服务主要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实施，必须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为求助者提供针对性服务。各部门各类组织有效协同高效协作，为个人提供针对性心理服务。初期，国家卫健委就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予以指导；心理学界也迅速组织起来，通过心理热线、在线咨询等方式提供心理服务。但是短板也仍然存在，以心理援助热线为例，目前各地社会组织，已经支持建设了几百条心理援助热线，但缺少统一管理，存在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现象，对服务质量很难进行有效评估。随着防控形势的演进，心理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变化。接下来应注重从“介入式危机干预”转向“恢复性危机干预”。

社会心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信息传播。媒体在信息传播时，要强化事实，多一些科学知识和防控进展、展现国家力量和人性光辉的内容,从而引导民众建立理性积极的心理状态。结合防控，还需在预防促进为主、分层分类、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础上，拓展到社会心态引导、核心价值观培育等重要领域,建立以信仰、信念、信心为指引的社会心理建设价值引领机制，从而在全民族共同抗击的考验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1日)

材料一　字母词指汉语中单独由字母构成,或者由字母、数字、符号、汉字混合构成的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字母词在汉语中得到广泛使用,已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产生新词的重要形式之一。

通过对1990—2014年《人民日报》语料库中字母词使用情况的调查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所收录的字母词总数(239个)约占25年里《人民日报》使用的字母词总数(约8000个)的3%,使用总词次(110748次)约占所有字母词使用总词次(近200000词次)的50%。

词典收录的239个字母词中,高频使用的字母词(66个)约占27%。其中字母词GDP的使用频次最高并一直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GDP的汉译词“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频次呈下降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体现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也体现出在词汇系统接纳这一经济领域术语的博弈时,字母词形式所表现出的表达优势。类似的字母词还有A股、CPI、IPO等。还有一类高频字母词的使用频率与当时的社会热点有关,波动较大。如WTO一词在2001和2002年使用频次特别高,与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这一事件息息相关。而字母词APEC、PM2.5的使用频次,与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近年来悬浮于空气中的细颗粒物的社会热点话题密不可分。还有些高频词如卡拉OK、VCD、IP电话等,虽然25年总使用频次很高,但是正处于年度使用频次变化的下降期,进而可能进入低频期。25年里总使用频次小于50的字母词被划入“低频字母词”,占收录字母词总词条的40%。从语言学视角分析,导致低频的原因有:第一,接受度不如其汉译词高,如AI(人工智能)、DC(数码相机)等;第二,只在口语交际中使用占优势,如K歌等;第三,只在非大众传播媒介,如专业领域交际中使用占优势,如SSD(固态硬盘)、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等。

综上所述,在汉语系统中,真正高频稳定使用的字母词总数并不多,使用总词次却很多,并通过反复使用而渐渐为人们所熟知。

(摘编自王秋萍《关于“字母词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材料二　百名学者投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正式收录外来字母词涉嫌违法,引起了较大争议。

这些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词典》违法,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言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但这一规定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汉语方言和不规范汉字(包括繁体字和异体字)。字母词是汉语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字母词才大量进入汉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2000年公布的,对字母词的使用并未做出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因此,不存在《现代汉语词典》因收录字母词而违法的问题。

当然,由于汉语发展了,汉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了新情况,相关法律应该对此做出规定。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应该尽快修改,对字母词的使用等相关问题做出规定。

(摘编自邹玉华《字母词入词典,既不违法又不违理》)

材料三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的字母词从最初的39条增至239条,表明字母词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范围扩展得相当快。我们也几乎处处都会碰到字母词。像X光、B超、QQ这些词,都已深入人们的生活。但也确有一些字母词,存在生造冷僻、使用不当等现象。近日见报上一则标题《教师节幼儿园老师不收红包,只收小朋友DIY贺卡》,干吗一定要用“DIY”替代“自做”?直讲“智商”挺好懂,又何必定要玄乎成“IQ”呢?有些生造的字母词,更是一种人为的时髦。如分明是中国自己的篮球联赛,却要用英文称作“CBA”,岂不见“中超”“乒超”这种实在的称呼也挺好嘛。此外,还有许多只在特定场合使用、专业人士才能懂的字母词,像股票市场中的行话、药品说明书上用词、通讯传播术语等,现在常广泛使用在媒体上。这样滥用的结果是,不仅很多人看不懂,而且易招人反感。可见字母词一滥,就难免走向反面。

(摘编自李景瑞《必须高度重视净化语言生态》)

中国政府控制着中国三大移动运营商，并一直在指导它们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部署大规模 5G 测试网络。投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表示：“中国运营商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执行政府政策，而大多数全球电信公司试图平衡竞争因素，因此自然会放慢投资步伐。” 中国政府还承诺向中国运营商提供大量 5G 频谱。与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运营商相比，这种安排要宽松得多，在这些国家，运营商向监管机构支付数十亿美元，以获得使用频谱碎片的权利。

为中国移动运营商建设基础设施的中国塔公司表示，在政府分配频谱后的 3 年内，该公司将有望实现 5G 覆盖中国。在美国，这一进程可能会慢得多，因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

诺基亚全球 5G 技术开发主管迈克墨菲表示，中国运营商将主要使用与 3G 和 4G类似的频段，这将使它们能够重用一些现有的基站。但在美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计划使用一种高频频段，这种频段的信号传输距离较短，所需的基站数量是 4G 的 3 至 4倍。运营商需要与每个城市就安装这些站点的合同进行谈判，一些城市已经发出了抵制的信号。

（摘编自《中国为何在 5G 领域遥遥领先》）

5G 的“领跑”优势，来之不易，凝聚着中国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以中兴通讯为例，2013 年至 2017 年，中兴通讯研发投入达 563.18 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约 12。2018 年 1-9 月，研发投入为 85.26 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14.5。

专利数字更为直观。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兴通讯专利累计超过7.3万件，全球授权专利累计超过 3.5 万件，其中 5G 专利申请超过 3000 件。

中兴通讯研发的业界首个基于 AI 的 5G 网络切片商用运营系统，实现切片敏捷部署、智能分析和快速自愈，极大地简化 5G 网络运营，运维效率提升 30以上，建网成本降低约 20。截至 2019 年 2 月底，中兴通讯已与全球 30 家运营商开展 5G 合作。

（摘编自《5G 争夺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4 月 2 日，在 2019 互联网岳麓峰会上，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深度诠释了“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的观点，他通过实际案例对“5G 改变社会”进行了阐述。

5G 可以实现 4K 超高清直播。1 月 13 日，通过中国移动的 5G 试验网络，成功将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 4K 超高清信号回传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机房，实现了我国首次 5G 网络 4K 传输。

5G 可以实现 VR 远程实时教学。中国移动通过 VR 将成都一个小学和四川凉山一个小学实时连接，经过 5G 传输，实现了“两个学校的孩子们坐在不同教室进行同一场教学。”5G 可以实现远程医疗手术。3 月 16 日，中国移动助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基于 5G 的远程人体手术。

5G 可以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结合，比如环境监控、智能路灯、智慧政务等。此外，5G还可以实现智能化无人驾驶、智慧生产等。李跃认为，5G 既是一个高速率低时延的移动网，又是一个可以为各行各业服务的专用网，5G 发展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摘编自《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5G 发展将为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在 5 日闭幕的 2019 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5G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广受关注。不过，一些业界人士也提出了这种新技术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

德国凤凰接触器公司通信软件研发负责人弗兰克·哈克梅尔在工博会上说，随着无线网络从消费领域扩展到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5G 时代的网络安全需要更加重视，而网络运营商应该负起更大责任。

此外，也正是由于 5G 时代的工业生产将更依赖公共网络，网络服务的可靠性需要相应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和创新部门副总裁安德烈亚斯·克普克告诉记者，对于工业界来说，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传输速度，而是可靠性。

克普克说，虽然 5G 在技术上更先进，但技术更复杂，零部件也更多。这些因素都增加了 5G 网络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不过，对于 5G 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业界专家总体仍持乐观态度。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认为，这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新技术的问题总是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解决，而且全球业界已经有不少抵御网络风险的传统方法和安全机制。

（摘编自《工业领域的 5G 之路仍存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