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当年轰动全国的摄影作品《俺爹俺娘》的创作者，焦波有很多标签，记者、摄影师、导演，而他更认可“农夫导演”这个称号，并深以为荣：“农民在土地里种植庄稼，我们在土地里种植故事。老百姓的粮食丰收了，我们的片子也收获了。”

摄影界曾经有“焦波一辈子吃‘爹娘’这碗饭”的非议。除了《俺爹俺娘》，焦波近些年做了什么？或许并没有人能完全说得清。记者和他深入交流后得知，近几年的焦波“想尽量多拍几个不同地方，看看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条件下的村子摆脱困境的过程”。乡村一日千里地发生变化，焦波将相机换成摄像机，为中国乡村的历史发展进程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

一     

杜深忠是焦波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主人公之一。数十年里，他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梦：关于文学、琵琶、一种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村庄里的人奚落他痴人说梦，不务正业。他也曾尝试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学创作”，辗转于山东各地干苦力讨生活，却一次次溃败而归。“你说他是一个普通农民吗？不是。”焦波说，“这就是我想表现的农民的形象。不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他有文化追求，有理想追求。这就是农民发展的方向”。

“一个悬崖上的村民组叫泉里，为见证修路的过程，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终于见证了公路修到了这个村。”2016年为拍摄《出山记》，焦波率团队住进了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漆村。《出山记》展现了申学王一家在经过争吵、犹豫、担忧、焦虑之后搬到县城的兴奋和憧憬。该纪录片折射了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尽管艰难，但农民毕竟受益并看到了更有希望的未来。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2018年，焦波团队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进城记》。挑人物时，焦波希望有一个年轻人，青春、阳光、上进，有开始新生活的感觉，最终在《出山记》素材里发现了覃猛。“抽签领房，他开心地说：‘如我所愿。’我眼前一亮。这个情节成了《进城记》第一幕。”焦波说。

焦波认为，史书不应该只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的史书理应为农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扶贫减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在焦波的镜头中，中国农民正经历着从“物质求生”到“精神入城”的意识转变。

二      

从记者时代就喜欢跑农村，拍纪录片一直在乡村，不知何时起，焦波有了“农夫导演”的称号。一方面，他的镜头始终对着乡土中国，对着农民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出生于农村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家种了几年地，至今还保留着农民的习性。

他回北京的时候很少，几乎都在乡村，家人都习惯了。他有时候把团队一分为二，同时拍两个村，每一部片子，他都会扎根到当地一年甚至更多时间。拍摄《乡村里的中国》时，焦波把自己租住的房屋挂上168号（村里共167户），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出山记》《进城记》拍了整整四年。焦波动情地说，“人这一生有多少个四年呢？假设有一天我走了，请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拍纪录片的地方”。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完成的题目。因为相互信任，最后成就了作品。

毫无疑问，焦波的摄像机还会一直拍下去。他深刻地理解着以自己爹娘为代表的农民，用双脚丈量着中国的土地，寻找一个民族如何走向现代的答案。他认为，当我们读懂了乡村，可能就会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和这片热土上不断去奋斗拼搏的人们。

（摘自2022年3月18日《大众日报》）

材料二：

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有“动态相册”“生活之镜”之称。一部部纪录片通过展示自然、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满足观众的求知欲，也滋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无论哪一种纪录片，真实始终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相较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经历，纪录片带来的感受更加丰富，也更具美学价值。画面细节考究，旁白精炼恰当，精心设置的影音元素，往往能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画精、构巧、词美、意深，优质纪录片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让人们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得到知识更新和心灵满足。从创作理念上说，不同于影视剧，纪录片的情节不能预先编排，人物角色不能提前设计，生活情境难以预测，有价值的素材稍纵即逝。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呈现什么样的情境、选取什么样的素材，传递出创作者的深刻思考，绝不仅仅是真实生活的“搬运工”。同时，创作者又必须保持对被拍摄者的尊重。可以说，纪录片是等待的艺术，也是克制的表达。这正是纪录片的独特魅力所在。

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往往并不容易。这种不易，可能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用几年努力换取对自然世界几小时的呈现；可能是在拍摄中，用陪伴和沟通打动被拍摄者，使其在摄像机前放下顾虑、打开心扉。一部优秀纪录片，可能意味着大投入、长周期，更离不开创作者的高超水准与艰辛努力。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精神劳动，纪录片创作需要创作者的情怀和水平，也呼唤观看者的支持和敬意。

纪录片让人们更好地观察世界，理解自己。记录者的镜头收近一些，能感受一草一木的盛衰荣枯；镜头拉远一些，可阐释历史大势的潮落潮起。纪录片带我们穿过时光，跨越山河，也鼓励我们用积极的心态拥抱人生。

（摘自人民日报2022年9月9日《通过纪录片感受多彩世界》）

材料一：

在旧宿主幻灭时，病毒为了进一步繁衍而寻找新宿主，并在新宿主物种内部传播开来，这就是传染。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海洋民族从一个小岛来到另一个小岛，为的只是生存和繁衍。病毒并不在意宿主的悲欢喜乐，就像人类也并不是那么在意其他物种的灭绝，在食用其他生物的时候并不报以同情心。病毒从一种物种到另一种物种，近乎于人类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洲际迁徙甚至星际之间的迁移，因为一个新物种对病毒来说几乎等同于一个新世界，那里的温度、细菌环境、免疫系统、基因环境都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物种间的传播对病毒来说也是惊险的一跃。

寄居在蝙蝠身上的病毒并不容易直接传染给人类。首先，蝙蝠与人类的差异比较大，在它身上繁衍的病毒并不一定能直接在人身上存活，就如在一台电脑上的软件，换一套差异极大的系统就安装不上。其次，蝙蝠体温高，病毒适应这个环境，突变比较小。最后，病毒没有智能，它并不会故意往适应人的方向去突变。这个时候就需要基因差异介于蝙蝠和人的中间物种，过渡一下。中间物种与原宿主环境差异小，病毒由此突变适应的可能就增加了，病毒很容易的适应下来，并提高突变的速度。当这个中间宿主接近人类的时候，或者将要失去这个中间宿主环境的时候，就可以来个惊险一跳，成为人类身上的病毒，一旦成功适应人类的基因环境，就可以在人类物种世界如履平地。

事实上，只要物种的基因多样性足够多，任何病毒都很难将整个人类物种都灭绝，病毒实际上会选择最健康的人类肌体慢慢形成稳定的共存状态，而当所有物种的基因都足够多样，病毒便可能与生物生命和平共存。在病毒的历史上，两次成功的迁徙，已经是史诗般的惊险一幕，病毒在物种间的传播往往是被迫的，如被粪便排出，或者一个宿主物种被另一个宿主捕食。这是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果。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上，迁移其实也大多是被动适应环境的结果，因为那时候还不具备大规模改造环境的能力。但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环境改造能力的提升，出现了环境对人类的压力，这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例如这次新冠疫情并不是人类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对野生动物，也就是中间宿主的捕杀，公共卫生条件的管理疏漏，也为病毒跨物种的被迫迁移制造条件。人类给病毒的旧世界制造的压力，现在以传染病的方式回馈给人类，又形成人类的压力。

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了，除了先天免疫的个体可以幸存并将免疫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之外，那些免疫能力差一点的个体，在一定药物的辅助下也可以存活，这个外部的医疗条件就是人类自身免疫力的补充。发明疫苗，让没有特定基因的人可以获得抗体，实现个体免疫，这种抗体不能遗传，但是这些医疗技术和疫苗可以传下去，就像基因一样。它可以作为基因的补充，生物学家叫它“模因”。随着文明发展的加快，人类基因进化的速度已经无法跟上社会发展，但作为人类适应、改造自然的能力和配套的制度弥补了这个局限，从而使更多的人得以存活。药物、疫苗、技术使他们拥有了战胜病毒的铠甲，这是人类作为文明社会的一项成就。但是在获得这个铠甲的同时，我们有时也会消耗掉用来打造其他铠甲的资源。随着对中间宿主生存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多个病毒实现中间跳跃，让人类两线或多线作战，腹背受敌，我们的防御能力能够承受多少？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大规模不明传染病的同时爆发？

（节选自尹烨《生命密码》，有删改）

材料二：

作为引起新冠肺炎（COVID-19） 的冠状病毒，SARS-CoV的表面覆盖着S棘突蛋白，刺突依赖网格蛋白与细胞表面受体ACE2结合并内化进入细胞，随后病毒RNA被释放到细胞质中，从而引发SARS感染。SARS-CoV感染时，跨膜蛋白酶（ ADAM17）切割ACE2的细胞外近膜区域，使细胞的外域脱落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中，最后可能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的发生。

SARS-CoV侵入宿主细胞时需要有网格蛋白参与，辅助ACE2与SARS-CoV的结合。因此，虽然ACE2是SARS-CoV入侵人体的靶点，但在病毒感染的整个过程中，并非只有ACE2“助纣为虐”，切割ACE2胞外域的蛋白酶ADAM17，参与SARS-CoV结合ACE2与膜融合过程的网格蛋白，都是“帮凶”。今天，COVID-19 的预防与治疗仍是医学研究的重点。随着SARS-CoV入侵人体靶点ACE2的揭露，阻断病毒和ACE2的结合成为了COVID-19治疗方向之一。跨膜蛋白酶ADAM17和网格蛋白在病毒感染中的角色也为免疫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而这种能够阻断结合、抵抗ADAM17和网格蛋白作用的基因范式却可能在大量未被新冠感染的其他低等生物中存在，这正是万物的灵长赢得这场艰难战役的希望之光。

（节选自杨金奎《揭示新冠病毒棘突蛋白结合人ACE2受体的结构机制》，有删改）

汉字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普及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要想深入了解汉字问题，必须回顾历史。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在宫廷教育中“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就是说，王室子弟可由老师教授汉字分析的六种条例。汉字因为是学习一切科目的基础，被称为“小学”。汉代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几乎同等的地位。对汉字的崇敬，逐渐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这种上层文化的观念对底层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敬惜字纸”之风，便反映了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对汉字的崇敬背后，固然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继承在内，但其中暗含着两个不适合新时代的因素，那就是垄断与复古。汉字只能被少数人学习和掌握，下层民众多数没有学习的机会。迟至民国初年，国内的文盲到 80%以上，这与汉字的复古与垄断是很相关的。以前正统的文本都是文言，但文言早已不是适用的口语，不经过严格训练是写不好的。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首先起来对此发难，展开了三次关于汉字问题的大辩论：

第一次，是 19-20 世纪之交，发生的“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卢戆章和王照。他们特别强调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汉字的繁难。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

第二次，是 20 世纪初，在振兴民族文化前提下的“汉字存废之争”。吴稚晖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同年国学家章炳麟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进行针锋相对的论争。他驳斥了“汉字落后”论，提出：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切音方案，其中的 15 个字母后来为《汉语拼音方案》注音字母所采用。二、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有难以分割的关系，是不能废除的。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是无法取代的。

第三次，是 1920 年代以后，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汉字改革思潮。章炳麟的弟子钱玄同提倡改用拼音文字。他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世界公有的新学问决不能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这次汉字改革的提出，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何看待汉字大辩论中的知识分子？曾被批判为“保守”的章炳麟，现在看来，极有远见。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反思，向自己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

（摘编自王宁《20-21 世纪汉字问题大辩论——汉字改革与简繁字问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