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尹宝虎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都是“传统”的。如果我们把“现代文化”理解为适合于现代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基础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已经相当“现代化”，甚至具有先进性。儒学之所以充满了现代性，是因为它是一种世俗的社会知识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用世俗的、建立在实用理性基础上的观点和原则，解决了西方人需要借助神才能解决的信仰问题；同时，它又通过诉诸人的内在道德规范，解决了西方文化中必须通过外力强制立法才能解决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问题。

儒家思想及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包括吸纳融合儒、佛、道等思想而产生的宋明理学，是中国皇权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空想或道德上的虚伪，而是深深扎根于普通人的经验理性、极具实践功能的实用理论。

儒家推崇仁、孝、义、礼、智、信、勇，这是孔子针对当时的天下乱局和人民苦难而提出的政治理想，他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曾四处奔波、处处碰壁。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带着理想和道德积极入世，匡济时艰，并为此不断完善个人人格修养，锻炼个体意志。这种道德理想曾激励过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和普通大众。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和位育”，即思想不走极端，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鼓励差异和矛盾双方和谐共存；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事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发展。这种和谐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可能是医治当今世界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良方。

较之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我们可能对一切“封建”的东西更为敏感和反感。但是，如果能够客观地比较和分析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往往可以得出两者各有利弊的结论。而且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文化的长处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不足，而中国文化的短处恰是西方文化的长处，这种东西文化的互补性可以发生在思想、道德、制度、社会、思维等各个层面。

我们显然也不应该以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排斥现代的西方文明，如果我们以排斥西方文明来弘扬传统文化，把两者完全对立，则无异于开历史倒车，无异于拒绝工业文明、现代科技和现代市场。因此，只有在坚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明成果的前提下，我们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才能够达到最为有利的效果。

（选自《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是我们赖以生存、生活的基础，是人的生活之需、生存之要、生命之本。它包括大自然——大气圈、水圈、动植物生物圈等，也就是与生命活动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背景。文学是人学，文学距离人自身最近，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是文学表达的重要内容。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推动社会反思，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生态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生态文学作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从《诗经》《楚辞》对自然景物特别是植物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到山水田园诗，以及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都可以说是古代的生态文学。古人所写的一系列景物记、游记等，从战国时的《山海经》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从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到明代的《徐霞客游记》，这些记述山川河流、游历感悟，描写花鸟虫鱼、动物植物和大千世界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基本面貌。

从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理论背景看，其繁荣兴盛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有着密切关联。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和为贵、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等哲学思想，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也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在今天，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文学遗产十分必要。

中国生态文学具有独特性，其描写的题材和内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尤其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优化美化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涌现出环境保护文学、水文学、植物文学、动物文学等，蔚为兴盛。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存在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滥采等现象，反映生态问题的报告文学也随之出现。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都旨在揭示生态毁坏以及水资源、大气和河流污染的危害。此外，生态文学还包括描写树木花草的植物文学、以动物作为主角或描写对象的动物文学。在动物文学里，动物小说一枝独秀，从姜戎的《狼图腾》到杨志军的《藏獒》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为江河湖海洋等“泛生命体”作传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徐刚的《长江传》《地球传》，哲夫的“江河三部曲”以及王若冰的《渭河传》，郭保林的《大江魂》等。生态文学还包括海洋文学，如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表现治沙治污、退耕还林、绿化祖国、建设绿色中国美丽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徐刚的《大森林》、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一种精神》、哲夫的《水土中国》等。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是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生动描写，反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思想。冯小军、尧山壁的《绿色奇迹塞罕坝》，杨贵峰的《奔跑的绿洲》等是对闻名世界的中国治沙成就的真实记录与反映，体现了近些年中国在防治沙漠化、石漠化方面取得的成绩。

生态属于全人类，生态文学更易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宝库。同时，生态文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