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今天人们一般都承认，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或者说是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基于此，结构分析的方法颇为风行，各种各样的结构模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这种观点和方法不是依据于个别的、零散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理为彼此关联的诸要素，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身完备的结构总体，显然具有合理性。任何在一定时限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系统都有自己的稳定机制，在这一定的时限内，时间的因素为研究的方便可以忽略掉，亦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采取“共时态”的研究方法。但文化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如果忘记了“共时态”研究方法的有条件性，否认文化系统稳定的相对性，把结构分析方法变成一种静态的方法，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陷入英、美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把文化系统仅仅看成是既成事实的各种形态的总和。

任何文化系统都包含若干要素，可称为文化要素。文化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有种种复奈的情况，其中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中。前者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一些文化要素间，具有不可离的关系，例如中国般周时期的分封制、井田制、贵族制，就具有“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顾”的不可离关系，它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并与原系统同终始。后者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一些文化要素之间具有可离的关系，例如，科学和宗教、艺术、风俗是可离的。文化要素之间除了上述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外，还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例如，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

认识到文化要素之间的相容与不相容、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十分重要，是把文化当作一个动态系统来把握的关键。

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有相容并且不可离的许多要素，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是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机制，它们稳定的联系是这个文化系统的结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也有不相容成者可离的许多要素，前者隐伏着导致系统崩溃的契机，后者则可以成为代之而起的新系统的要素。这也就是说，在时间上相继而起的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既有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也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因为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

在空间上并存的不同文化系统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也各自包含一些不同的文化要素。前者表现了文化的普遍性，后者表现了文化的特殊性。这些不同文化系统的要素之间，也存在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这既是它们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据，也是它们可以互相吸收、相互融合的根据。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