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日本援助中国的防疫物资上所写的“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句引起人们热议。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中国国内疫情趋于平缓，中国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

在中国捐助给其他国家物资的包装箱上，也出现了许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诗句。如在援助意大利的物资包装箱上，就写有明代学者李日华赠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诗句“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援助印度的物资上所写的“尼莲正东流，西树几千秋”一句，实际上出自玄奘法师《题尼莲河七言》一诗。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人爱写诗赠人，中国古人走出国门，也愿意用诗抒发情感，记录所见所闻。总而言之，在中国，写诗的传统自古而盛。

自先秦开始，古代中国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意为诗是用来表达作者的内心志意，而唱歌则是为了拉长这些语言，使得情感能够充分展现。可见，中国古人写诗、唱歌，正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所想。

《论语》中曾经记载孔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说明此时很多人已经将读诗视作某种标准。从孔子曾经编纂《诗经》经历，以及其“尽善尽美”的论述中不难发现，这种标准既是关乎某人“君子”与否的道德标准，亦是审美标准。《论语》中还指出了诗“兴观群怨”的作用，既能让写的人、吟唱的人感发自己的内心志意，其他人亦能通过观看、听取一地的诗歌体味这里的风俗。

可见，这时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是人对自己所见所想的记录和表达，也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互动。曾经被统治者处以酷刑的司马迁则在《报任安书》中认为，作诗文者“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知来者”，其在评价屈原之《离骚》时也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时的诗、文，已经表现出了作者对自己内心的探索。

至于魏文帝曹丕，在其表达自己治世思想的文集《典论》中专作《论文》一篇，将文提升到了“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高度。诚然如曹丕所说，年寿总有终结，荣乐随之而止，唯有一人之诗文，方能使其名于后世。这一观点放在曹家三父子身上似乎无比恰当，不论小说如何演绎，但凡懂点诗的人，都能体会到曹操的耿介多气，亦能体会到曹植的飘逸多才。

两晋时期的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文学创作其实是基于人对于物象的感知，也基于作者本身的才学修养。至于南朝的刘勰，则将人置于“天地之心”的位置，认为人是自然思考的器官，既然有心便有思考，既然有思考便有文，这是“自然之道”。

至此，中国古代关于诗文如何生发的理论几近成熟。细看不难发现，古人写诗写文，基于所见所闻，通过有韵律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希望通过这种带有音韵、形式美感的艺术形式记录反映外界，并唤起更多人的共情。

清代赵翼曾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句，并非唱衰，实则表明了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强大的刺激。可见用诗文来反映社会现实是中国古人的传统。

时至今日，国人亦应发挥这种传统，用文字书写、记录时代。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优美的文字，应该体现在援外防疫物资上，但不应该只体现在援外防疫物资上。

（摘自袁新雨《中国的写诗传统》，北京晚报，2020年04月22日）

①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②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③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④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⑤“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从文学批评家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古典文论提出“知人论世”的宝贵观点。《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可以说，“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关系的理想表达。它要求批评家在阐释作品时，要充分了解作者的时代环境、生平经历、思想观念。为何“颂其诗，读其书”要“论其世”呢？孟子接着提出了文学批评根本目的在于“尚友”。这就表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倡导的不是“捧”与“棒”，而是交友。当然，孟子所提出来的“尚友”，并非指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一团和气甚至庸俗的友情，而是要对作家的身世、趣味、价值观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目的还是在于正确地阐释文学作品。“尚友”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孟子“知人论世”论因此包含着非常宝贵的思想：文学批评是基于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展开的对话活动，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也是对于作家的同情之了解与了解之同情的过程。

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令人不满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常常把文学作品作为阐释文学史的“材料”来运用。文学批评如何阐释作品，如何科学地建立起批评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呢？中国古代文论提出“以意逆志”“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等具体方法。这些方法都强调从作品出发。中国古代文论提倡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要始终尊重文学作品自身。

“知人论世”的观点把文学作品视为作家个人生活、生命的体现。为此，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作为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知人论世”还是“以意逆志”，都把文学作品视为灌注作者生命情感与思想的生命体。因此，文学作品是探究作者思想情感、价值取向的基本出发点。这样来理解文学批评，不是在文学作品和作家之间建立僵化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如何发现作品的缝隙甚至是空白之处，才是批评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之所在。因此，古代文论还提倡“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两种解读作品的方法。

“春秋笔法”注重发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义，去发现文字里隐藏的价值取向。“微言大义”则是希望批评家去发掘作品隐含的意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阐发，虽不能脱离作家和文学作品本身，但可以充分发挥批评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所包含的重要价值。因此，“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着眼于从批评家和作品之间的双向关系来解读作品。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提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里的“情动辞发”“披文入情”，所着眼的“情”，也就是刘勰所强调的“知音论”的核心。那么这种“情”如何建立起批评家和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呢？刘勰论述“六观”，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他认为，要从体裁、语言、创新、风格、引用、音律等看似形式上的问题入手。当文学批评成为冷冰冰的观念阐释载体，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勾肩搭背，丧失和作家、读者之间的情感传递，文学批评还叫文学批评吗？反观刘勰的“知音论”，倒是批评家应该追求的境界。

（摘编自周新民《在对话中重新感知文学批评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