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访谈录

2012年10 月13日上午8 点，记者在莫言的书房见到了他，黄白细格衬衫，咖啡色运动服，神色平静却难掩倦怠。当时，一群外媒记者已挤在客厅中等候采访。莫言要求穿着一双拖鞋接受采访，但面对记者的镜头，他还是很配合地脱掉了运动外套。

南方周末：对于你获奖后的第一反应，媒体报道有不同版本，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什么？

莫言：10 月11日18 点40 分前后，评奖委员会通知我获奖并询问当时的心情，我说的是“惊喜和惶恐”。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的优秀作家都没有获奖，他们有的八十多岁才获奖，在漫长的队伍中，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年轻的；我想，这么巨大的荣誉降落在我身上，面对世界上那么多有充足的获奖理由却没有获奖的优秀作家，我压力倍增。

南方周末：你说过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尤其推崇《聊斋志异》，却不提《红楼梦》，为什么？

莫言：因为蒲松龄和我同乡，“聊斋”里的很多故事，小时候都听村里老人讲过；《聊斋志异》那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让我读得很入迷。《红楼梦》是我早在18 岁时读的，它在文学价值上当然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但需要经过历练之后再去读，才能读得出它的味道。

南方周末：美国汉学家认为，你创作的《生死疲劳》“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莫言：这部作品是虚幻跟民间艺术的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结合。虚幻的部分，如生死轮回变成各种动物，但动物眼中的人间生活是现实的。虽然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有50 年，但对历史的延伸，可能是50 或100 年之前的。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就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中国现实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家的责任、本事就是写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有变形有夸张有想象有虚构。

南方周末：法新社认为，你的长篇小说《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写作的时候，你付出了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气吗？

莫言：没有，“最勇敢”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我1980 年的中短篇，在当时都是艺术上标新立异、思想上离经叛道的。当然他们指的很可能是《蛙》涉及了计划生育。作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当然要直面现实，关心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进行文学创作时可以有一定的处理方式。《蛙》是以我姑为原型，她从建国初开始做妇科医生，一直到退休。写这样一个人，自然要涉及从1980 年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写这个问题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这个小说是文学作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挑战性也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小说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难度。

南方周末：日本爱知县一个寺庙里，有以“莫言”命名的点心，据说厨师是《红高粱家族》的读者，你怎么看待？还有，你怎么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

莫言：我去看过爱知县的莫言馒头，和点心铺老板吃过饭。爱知县称念寺的住持是个文学爱好者，对我的小说很有研究，而且是个很好的文学活动组织者，他把我的书发给周围的信徒看；因点心铺老板夫妻是他的信众，是他建议点心铺老板做一种莫言馒头，高粱米的颜色，里面是糖和奶油，馒头还不错。村上春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被翻译作品的数量非常大，而且赢得很多读者的喜爱，我非常尊重他。他比我大，但心态比我年轻，与西方交流比较广泛。他关注现代生活、年轻人的生活，这一点是我无法相比的，这样的作品我写不出来。

（摘编自2012年10 月《南方周末》）

珍惜愤怒

小时候看电影虎门硝烟的英雄林则徐在官邸里贴一条幅“制怒”。由此知道怒是一种凶恶而丑陋的东西，需要时时去制服它。

长大后当了医生，更视怒为健康的大敌。师传我，我授人。怒而伤肝，怒较之烟酒对人为害更烈。人怒时，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瞳孔放大，寒毛竖紧……一如人们猝然间遇到老虎时的反应。

怒与长寿，好象是一架跷跷板的两端，非此即彼。

人们渴望强健，人们于是憎恶愤怒。

我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

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之一，没有愤怒的人生，是一种残缺。当你的尊严被践踏，当你的信仰被玷污，当你的家园被侵占，当你的亲人被残害，你难道不滋生出火焰一样的愤怒吗？当你面对丑恶面对污秽，面对人类品质中最因。阴暗的角落，面对黑夜横行的鬼魅，你难道能压抑住喷薄而出的愤怒吗？

愤怒是我们生活中的盐。当高度的物质文明像软绵绵的糖一样簇拥着我们的时候，现代人的意志像被泡了酸一样的牙一般软弱。小悲小喜缠绕着我们，我们便有了太多的忧郁。城市人的意志脱了钙，越来越少倒拔垂杨柳强硬似铁怒目金刚式的愤怒，越来越少幽深似海水波不兴却蕴育极大张力的愤怒。

没有愤怒的生活是一种悲哀。犹如跳跃的麋鹿丧失了迅速奔跑的能力，如敏捷的灵猫被剪掉胡须。当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当人首先戒掉了愤怒，随后再戒掉属于正常人的所有情感之后，人就在活着的时候走向了永恒——那就是死亡。

我常常冷静地观察他人的愤怒，我常常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愤怒，愤怒给我最深切的感受是真实，它赤裸而新鲜，仿佛那颗勃然跳动的心脏。

喜可以伪装，愁可以伪装，快乐可以加以粉饰，孤独忧郁能够掺进水分，惟有愤怒是十足成色的赤金。它是石与铁撞击一瞬痛苦的火花，是以人的生命力为代价锻造出的双刃利剑。

喜更像是一种获得，一种他人的馈赠。愁则是一枚独自咀嚼的青橄榄，苦涩之外别有滋味。惟有愤怒，那是不计后果不顾代价无所顾忌的坦荡的付出。在你极度愤怒的刹那，犹如裂空而出横无际涯的闪电，赤裸裸地裸露了你最隐秘的内心。于是，你想认识一个人，你就去看他的愤怒吧！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统帅，出伟人，出大师，愤怒驱动我们平平常常的人做出辉煌的业绩。只要不丧失理智，愤怒便充满活力。

怒是制不服的，犹如那些最优秀的野马，迄今没有任何骑手可以驾驭它们。愤怒是人生情感之河奔泻而下的壮丽瀑布，愤怒是人生命运之曲抑扬起伏的高亢音符。

珍惜愤怒，保持愤怒吧！愤怒可以使我们年轻。纵使在愤怒中猝然倒下，也是一种生命的壮美。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官，民间有庠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