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之初，虽然学者们并不是从节日风俗的角度考察戏曲，但在他们关于戏曲起源的探讨中所得的具体结论已暗寓戏曲演出与宗教节日密不可分的命题。王国维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戏剧起源于巫舞”的观念，他又考证了上古巫舞与戏剧的关系，指出在古代祭祀仪式的舞蹈中，“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先贤的论述表明节日与戏剧的起源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国外研究者认为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是世界上共通的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月，国内学界在研究路径与方法选择上，与传统的中国戏剧研究者大多限于正史、诗文书信、序跋、笔记等文人撰写的文献不同，研究视点从“都市戏剧”转向“农村戏剧”，更多留意地方志、会馆录、家谱、公私文书类较为零散的文献以及非文字的仪式表演、习俗，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用大量的材料来证明戏剧源于宗教仪式。指出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演戏最主要的功用还是在节庆中表现对神的敬意。他们却没有对宗教向艺术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分析。在他们的学说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开始重新评价戏曲中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地方小戏。民间戏剧研究者王兆乾就将戏剧分为观赏性戏剧与仪式性戏剧，认为两者在戏剧观念、演出环境与演出习俗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仪式性戏剧原本是戏剧本源和主流，而观赏性戏剧只是支流，但传统戏剧史却将观赏性戏剧作为戏剧的主流，仪式性戏剧反成为遗漏的篇章。

伴随着观念的变化，国内戏曲学界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全国迅速掀起一股与节日关联度极高的“傩戏热”，学者将目光投到城市之外的尚未完全开发的山村，贵州、安徽、云南、江西等地都活跃着戏曲学者的身影。

戏曲研究方法和思维视角方面也显示出丰富性与多样性。表现在：一是田野考察被引入戏曲研究，在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多了一重鲜活的田野资料。二是考古学与文物学知识显示出独到的作用，因为戏曲本为小道，正史多不见载，笔记史料亦有限，地下文物的出土对于还原历史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三是民俗学的思维方式介入戏曲研究。

（摘自陈建华《节日风俗与戏曲文化研究述评》）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中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话”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语卣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休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