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戏剧的灵魂

陈彦

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是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学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要技高一筹。中国传统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等，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因此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显得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无疑是缺少灵魂的，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如叙述出现漏洞，前后矛盾。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如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如果我们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甸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等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让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就越会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的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速显现，因此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每一次唱，都需要被反复推敲打磨，以求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这就是戏剧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几乎所有剧种都可以久演不衰的《窦娥冤》等戏曲经典，就向我们深刻地昭示了这一点。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中医学理论体系约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发展，中医学将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和精气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与其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完成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基本理论构建，因而这些本为关于世界存在和变化的哲学观念与学说，亦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互用、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素问》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类，整个宇宙是由此五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脏为中心的五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这五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等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五行、精气诸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且深层次地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对人体复杂生命过程的研究，还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摘编自王新华、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