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面向2020的移动通信技术”。毫无疑问，5G是推动新一轮数字变革的最重要角色。

5G的出现，让物联网真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只有5G网络，才能承载物联网产生的庞大无比的井喷式网络流量和在同一瞬间产生的海量网络请求。可以看到，5G将成为实现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重要纽带，它首先将使前几年兴起的物联网概念真正成为现实，可穿戴智能终端、车联网终端以及各类大大小小的智能终端，都将连上这张物联网。在这种连接的基础上，新的应用比如实时视频分享、随时随地云接入、虚拟现实等都将成为现实，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将更加深入、彻底。

当然，人们在憧憬5G的同时，还必须面对诸如流量费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便宜的流量资费无疑是使用5G服务的必要前提，否则再高的网速也只能让人望洋兴叹。因此，网络运营商必须切实“提速、降费”，以适应5G时代的发展。5G在满足人们移动网络海量数据的需求、为用户带来丰富服务的同时，对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的要求也显著提高。

(摘编自《人民日报》余建斌《5G撬动新一轮数字变革》)

日前，在福州长乐区的中国联通东南研究院内，主刀医生坐在机器人前，通过实时传送的高清视频画面，利用5G技术操纵机器人的机械臂，远程控制手术钳和电刀，为位于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中的一只小猪，切除了一片肝小叶。整个手术持续了近1个小时，手术创面整齐，全程出血量极少。这只小猪在手术完成半小时后，逐渐从麻醉中苏醒，各项生命体征保持稳定，手术宣告成功。

据了解，这台手术两地相距约50公里。手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全球首例在5G环境下进行的远程外科手术测试取得圆满成功，为今后5G远程外科手术的临床应用创造了条件。

5G技术低延时的优势，与手术机器人相结合，可以实现信号实时互联互通，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远程手术提供了可能。此次手术的成功，说明了5G技术在远程医疗上是完全可行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福建成功实施全球首例56远程外科手术》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至20倍。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是因为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这一宽广的无线电频段目前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是因为毫米波极难使用，非常复杂，非常棘手。

这个频段的频率要比现有的手机网络频段高得多（你的WiFi使用的是2.4G或5.8G频段，而毫米波使用的是24G以上的频段)。这意味着它能提供前所未有的速度，但也要接受覆盖范围的损失。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围，这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因此，只有那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才能充分享受毫米波支持下5G带来的超高速快感。

但是5G这列快车已经无法减速，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和自己的孙子讲起视频网站时常延迟卡顿的往事，把这当成怀旧的笑谈。而这，都要归功于今天的工程师和他们的毫米波。

(摘编自《光明日报》戴维·波格《5G会带来什么》)

材料一：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灾难既是对人身体素质的考验，又是对人心理素质的挑战。

大祸临头，世人表现各不相同：麻痹大意，心存侥幸者有之；求神拜佛，听天由命者有之；有的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有的紧张焦虑，防卫过当。前两种人是由于无知和愚昧，不做积极应对，导致贻误战机，坐以待毙。后两种人夸大灾难的严重性，或因过度惊恐而失去理智，抑郁、悲观甚至绝望自杀，或惶惶然不可终日，采取过头或无效的防卫措施，造成比灾难本身更大的损失。

为什么面对同样压力事件，人们的应激反应会不同呢? 社会心理学家Festinger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不同认识和心态。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便会处于不协调的紧张状态，这是令人不快的，所以会努力减少它以达到认知协调。1979年三哩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附近的居民更相信政府核管理委员会（NRC）关于事故并不严重的宣传，而远处的居民却更为恐慌并大骂NRC是骗子，因为附近的居民需要通过否认或者忽视事故的严重性来为继续住在危险区辩解，以减少不协调。与此类似，在“非典”流行期间一些不得不外出的人，也往往用否定“非典”的严重性来为自己壮胆，取得心理平衡。每当社会动乱或者灾难降临的时候都会谣言四起，这除了因为过度恐惧导致意识狭窄，辨别力下降，容易接受暗示外，也和人们为了替自己缺乏理智的恐慌行为寻求解释有关，此时的人已由理性动物变成了理由化动物。要转变这种扭曲的认知，必须由信誉高的权威机构不断发布真实可靠的信息。

灾难面前，既需要每个人调整心态，战胜恐惧，积极应对，更需要全社会紧急动员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遇险，众人相助。心理学上，把人们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提高适应能力的各种影响称作社会支持，包括物质帮助、信息提供、情感关爱等。这种支持可以来自家庭、亲友、同事、组织、媒体和政府，也可以来自慈善团体和专业的心理援助机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认知评价一样都是压力事件影响个体情结过程的中介变量。有效的社会支持既能保护当事人的身体健康，也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灾难更看重的是物质或医疗援助，心理援助只是在新世纪以来才开始有所尝试。内地第一次主动的心理援助活动是应对2002年大连的“5•7”空难，北京派出了三位专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灾难是从反面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如一位哲人所言：“没有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难过后，必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摘编自郑日昌《灾难的心理应对与心理援助》）

材料二：

今年的抗疫心理援助与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的心理援助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之处，即心理咨询活动借助了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平台，实施的是一种远程的心理安抚和支持。因此，易沟通、易操作、易自助的，简洁而迅速的短程咨询方法在抗疫心理援助中大行其道，而2008年震后心理援助中多采用面对面、长时程、多疗程的传统咨询方法。

如此看来，我国咨询与治疗等应用心理学在处置灾难心理应激问题时，采用的心理干预手段多元且分化。或许大多数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援助工作者在使用某种特殊技能和手段进行心理干预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法背后存在的文化及理论之差异，也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文化预设与接受心理干预者自身知识背景之差异。

例如，中国民众大多数生长于中医养生文化依然顽强伫立的环境之中，不少人笃信五行相生相克之说，他们相信“怒 、喜、思、悲、恐五志与五脏的对应关系”，不倾向将身体和心灵清晰地区分出来，而是笼统地将身心捆绑在一起，只关注身心的整体后果。中医药的作用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突显出来，就在于它既能用药影响受助者的身体机能，又能调和受助者的心志，符合了中国文化对心身健康的根本理念。

因此，中国应用心理学要勇于尝试将各种心理干预手段进行整合，创造出适合中国人身心特点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技术。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说，“湖北和武汉等疫情严重地方的群众自我隔离了这么长时间，有些情绪宣泄，要理解、宽容、包容，继续加大各方面工作力度”。这是对中国应用心理学的极大鼓励和鞭策。此次新冠肺炎抗疫阻击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思机会，让我们尝试走出一个应用心理学干预手段由化而合的创新之路，即从遵从西方心理学的一统天下，转向去拥抱各种不同文化得以安身立命的心理学思想，再进一步整合所有特殊的理论和有效方法，去发展一种中国式的心理干预方法学。

（摘编自张建新《从抗疫心理援助看中国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

材料一：

当消费券被套现和交易，刺激消费、增强市场经济活力的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会给地方财政、社会资金造成经济损失，更谈不上让利于民、扶危济贫。所以，对薅消费券“羊毛”的行为必须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近期，多地采取消费券补贴方式促进消费回暖，但有记者调查发现，伴随抢券热潮，一些“羊毛党”利用监管、技术漏洞，将消费券套现、交易，获取利益。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监管部门警惕，多地正不断完善消费券的使用办法。郑州等地针对这类现象发布通告称，将追究消费券套现者的相关法律责任。

据报道，在消费券发放时，“羊毛党”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囤券：有人写程序、开外挂抢券；有人通过虚拟IP地址或虚拟定位，绕开消费券领取的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组团抢券。这就为消费券套现和交易创造了条件。“技术黄牛”才是最该防范的，打击“技术黄牛”更需技术手段支撑。

（摘编自何勇海《让消费券背后的“羊毛党”付出代价》）

材料二：

发放消费券活动的特点之一是聚集人气，推动大众消费，这既有利于用好聚集起来的人气培育品牌，同时打造和培育品牌本身也对拉动消费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商务部推出的“双品购物节”就聚焦于推动消费者购买品牌产品，在拉动消费的同时也对参与活动的品牌起到了宣传推广作用。诚然，品牌打造是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阶段性的促消费举措并不一定能立见成效，但如果在推进促消费政策和活动时，能以品牌培育为导向，每一次促消费政策和举措都着重支持和推广一批品牌，累积的政策效果也会非常明显。

近些年，广西商务厅大力推进“广西特产行销全国”“桂品出乡”等活动，在举办阶段性的促消费活动时注重培育地方品牌，推动形成了柳州螺蛳粉、百色芒果、梧州六堡茶等一批地区品牌产品，柳州螺蛳粉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吃变成全国网红产品，还将销售市场拓展至美国。百色芒果也成为全国知名水果，田间收购价翻了几倍，带动一批果农增收致富。这些品牌的形成都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持久的拉动性作用，可以说阶段性的政策举措形成了持久的政策效应。

（摘编自何晓曦《如何让促进消费举措更持久》）

材料三：

当前消费市场主要矛盾是人们消费倾向下降，导致供大于求，发放消费券更多是“抛砖引玉”，很难导致消费市场需求大增。

疫情在全球肆虐，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存在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对未来经济预期也存在模糊性，所以除了必要的消费，人们往往更加注重增加流动性的储蓄。

在这种行为调整的情况下，如果期望居民多消费，当然要提供更多的“甜头”。发放消费券，商品价格适度打折都是属于提供“甜头”的刺激消费措施。这些措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刚需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这种“甜头”，其总体作用相对较弱。因为，它只是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并不一定刺激消费总量提高。行为经济学认为，消费者有较强的“损失厌恶”，当损失发生后，如果要使消费者仍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要么增加消费者，要么给消费者更多的价格折扣。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消费者是全球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消费者。面对负面的冲击，中国的消费者首先会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来应对风险。如此一来，消费券给消费者的“甜头”大多数会节省下来，继续形成储蓄。消费券带来的5%的价格折扣，不至于使得消费者增加非刚需产品的消费数量。

（摘编自杨思群《消费券的作用要理性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