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许倬云

许倬云1928年出生于无锡大族，出生时手脚弯曲，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长大后肌肉不发达，终生借助双拐行走。小时候，许倬云没法上学，只能在家自修。时任厦门海关监督的许风藻，人文学术素养很高，经常给儿子随机指点：给他讲数学、讲历史、讲语文，教他有关战争史、政治学与外交学等。许倬云起初爱看武侠小说，许风藻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于是许倬云从十来岁开始读《史记》《左传》，读了许多古书。

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荆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因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见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只有七八岁的许倬云，因母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一夜之间长大。当时许倬云父亲负责供应军粮民食，许家人也经常随着军队转移，或者随着难民逃难。很多时候，许倬云被摆在一个土墩、石磨、板凳上。作为一个旁观者，满目所见，尽是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生离死别，知道了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俱。也因此，许倬云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倬云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

1949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台，考入台大外文系。因为中文和历史考得好。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当年的台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再加上当时上课常常是一个人一班，等于几个名师一起训练许倬云。这在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给他一些东西，他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受每位老师很大的影响。

1957年，时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的许倬云，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在芝大的五年，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除了历史以外，他还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不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芝大这种学风颇有微词---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2010年“中研院”为许先生庆寿，院士杜正胜如是评价：“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在两岸三地，许倬云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山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四册等几十种，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根据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整理而成，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关注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受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

（摘编自云君《许倬云：旁观者的深思》、冯俊文《许倬云：一位历史学家的奥德赛》等）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一般症状主要是发热，乏力，干咳，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严重症状包括凝血功能障碍，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脓毒症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等；不典型症状，以消化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轻度纳差、乏力、精神差、恶心呕吐、腹泻等；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头痛；以心血管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如心慌、胸闷等；以眼科症状为首发表现，如结膜炎；仅有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酸痛。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被感染，但儿童感染率相对较低，被感染的主要是成年人，其中老年人和体弱多病的人似乎更容易被感染。该病毒致死率约为2%到4%，但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百分比，随着更多信息的获得可能会改变。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其主要的传播途径，因此佩戴口罩、少接触人群、勤洗手就能得到很好防护。

（摘编自网络信息）

材料二：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中国用创纪录的时间从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检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和公开全部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而这样的公开，也更有利于集合全世界相关领域的智力资源，形成合力，早日找到应对此次肺炎疫情的良方。

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休戚与共，任何一个国际社会成员都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之外。为此，中国采取了超常规的有力举措来应对，诸如“封闭”城市、隔离人员、延长假期、及时准确公布疫情信息、迅速建造专门医院等等，而且短时间内就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防控体系，有效减少了病毒人际传播。这些举措赢得世界广泛认可，因为这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

（摘编自罗建华《守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中国与世界心心相印》）

材料三：

2019年1月26日，百度宣布成立总规模3亿元的疫情及公共卫生安全攻坚专项基金。

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新疾病的治愈药物筛选、研发等，百度将提供人工智能技术支持，配套亿级计算资源，助力疾控机构、科研院所等研究单位研发提速。同时，百度将提供时空大数据及分析技术，支持对疫情的及时发现、快速应对及科学管理。李彦宏在内部信中也提到了AI技术在病毒分析中的应用，“我们的AI算法使新冠病毒RNA分析时间从55分钟缩短到27秒。”

提高人类健康及公共卫生安全意识，需要通过长线的知识教育和信息传播。李彦宏表示：“我们要肩负起信息与知识入口的责任，加强公共卫生安全的宣传，降低新型病毒产生和危害人类健康的风险。”

（摘编自李彦宏《百度设立3亿专项基金，支持药物研发及公共安全教育》）

材料四：

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传统的习惯势力。如为了讲究所谓鲜度，禽类一定要吃活杀的，而不顾活禽的交易为禽流感的流行制造了温床；为了体现喜庆，逢年过节都要燃放烟花爆竹，而不顾对大气的极度污染；为了体现对先祖祭奠的隆重，清明节期间大烧纸钱，而不顾可能引发火灾等等。中国人这三大传统习惯，几千年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一些传统习惯在新的特定情势下会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些人为了追求极端的味觉鲜度而不惜大肆捕杀野生动物，已经造成对地球生存环境的极端破坏。今天为了社会公共卫生的安全，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必须逐步改变那些中国人传统的积习。

（摘编自顾国建《公共卫生安全须割舍传统积习》）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窗子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巴黎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筑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