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研究最不受重视。究其因，主要有三：第一，散文最为零碎和复杂，它是一个“余数”，即无法归入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文学作品，都被放进散文这个篮子。正因其杂、散、乱的特点，文体特征不够鲜明，所以难以归类和研究，其价值也就大打了折扣。第二，古今中外没有成熟的散文理论作为支撑，这给散文研究带来极大难度，更无捷径可循。第三，长期以来，新文学价值评估将“创新”作为绝对标准，散文是一个传统性较强的文体，其价值自然不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其他文体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散文研究则门可罗雀。

其实，这种状况既不正常，也是观念的偏向使然，它反映的是整个学界对于散文及其散文文化的误解、误读与无知。如果改变研究的路径依赖，打破理论至上及西方文化优势的偏见，散文价值就会获得新的阐释。

从文体的纯粹性来说，散文之“散”与“杂”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是个缺点；但从丰富多样、包罗万象、有容乃大进行考量，这又是个优点，几乎没有哪个文体在开放性与包容性上能与散文比肩。这也是为什么，散文可容纳一百多个分类。如将小说、诗歌比成一条河流，散文无疑是一个大海，其中有不断拓展和增殖的研究空间及其可能。

以往，学界总是站在向西方学习的角度看待甚至否定散文价值，认为它落伍于时代，在传统中打转，没多少存在价值。事实上，散文比其他文体可能更多保留了传统文化文学基因密码，更好地实践和创新了中西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野草》、林语堂的《个人的梦》、施蛰存的《论老年》、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林非的《浩气长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等作品中，可见其端倪。当更多小说、诗歌、戏剧还停留在简单向西方学习和模仿，忽略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散文却不弃传统、悄然进行创新性转换。

散文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诗歌靠浪漫的想象与诗意见长，小说重视虚构和编织故事，戏剧着眼于制造激烈的冲突，散文则眼睛向下，直面现实，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碎与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来，散文这一特点无疑成为过于现实、琐屑甚至无聊的代名词。但换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散文的及物特点，它才被广泛运用，成为社会生活和工作不可分割的话语表达式。

散文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随处可见，其审美趣味也是难得的滋养。一本《古文观止》不知培育了多少代国人的哲思与高尚的美学趣味，如韩愈《师说》中的“师不必贤于弟子”，欧阳修《秋声赋》中的不与草木而争荣，还有丰子恺的《渐》和朱自清的《匆匆》，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散文的独特价值，确立散文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学的基础上，克服以往对于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各种理论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呼唤散文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摘编自王兆胜《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

材料二：

王兆胜自由的散文观在思想上体现为天地之道和人文精神，而在文体上则呈现为“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观念。“形不散”是对散文“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错误思想的反拨。散文的“形”，“即‘形体’之谓也，指散文的结构布局、用词遣句”，王兆胜提出“形聚”的散文观念，意在督促散文家将散文之“形”聚合起来，按照一定的散文逻辑、规则撰写文章。

“神不散”是散文创作的固有要求，散文的“神”，王兆胜认为可以理解为“精神、神采、神气或神韵等”，王兆胜希望散文家在散文创作时注重“神凝”的必要性，创作出富有神采的、精光四射的散文。在强调散文要“形凝神聚”的同时，王兆胜特别重视“心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散文的“心散”，即拥有宁静从容、自由散淡的心灵，即使身处喧嚣的都市也能拥有“心远地自偏”的心境。而散文文体的边缘性特质决定了散文平淡自然的特性，由此王兆胜强调散文家都应该修炼一颗自由平淡的心灵，这样才能“不受限制，挥洒自如”，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散文。

对于冰心的《寄小读者》，王兆胜颇为喜爱，因为在这里没有世俗功利的一面，只有真、善、美以及一颗珍贵的“童心”。冰心在《寄小读者》里着意营构一个美好纯洁的世界，她不是不懂得人世间的黑暗与残忍，而是对这些内容进行有意的回避。在散文中揭露世界上的黑暗与丑恶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方法固然意义重大，但是构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给人以爱和美的享受也同样珍贵。正是因为冰心以一颗自由、纯净的心灵进行散文创作，才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充满爱与纯洁的世界。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蕴含着天地之心和人文关怀，不失为一部佳作。但是他在创作《病隙碎笔》时却因为失去了自由宁静的心灵而造成思想的沉重与心灵的闭塞，这在王兆胜看来是极为可惜的。

（摘编自毛苹清、贺仲明《“真诚与自由”——评王兆胜的散文研究》）

中国绘画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北宋以后，除了民间画家、宫廷画家等创作群体外，还出现了诗人、士大夫等各类文化人参与创作的现象。他们以自身文化人的气质，崇尚和追求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作品中所蕴含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在绘画创作中，他们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创作了很多为后人惯称的“文人画”。

诗人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文人画家基于中国传统画论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言的“迁想妙得”，及后来唐代画家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将表现的对象在心中“迁想”成诗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中国文人画家的这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是大文化学养背景下成就的结果。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在感情世界里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所创作的文人画相较西方画家以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所表现的科学的艺术形象而言，更接近感情的本质，也更显得纯洁与透明。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具体创作中，以顾恺之提出的“传神”的艺术理念为要求，以追求作品的出神入化为最终目的。如宋代画家梁楷所画的《布袋和尚图》和《泼墨仙人图》，以两种粗细不同的艺术手段，表现诙谐而玩世不恭的人物形象。另外，中国文人画家又以诗人的拟人化手段将表现的对象人格化。如明代画家徐渭在《墨葡萄图》中所表现的“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掷野藤中。” 

基于大文化学养背景的文人画家创作的文人画，在具体的画面处理中，比单纯追求形象与色彩变化的西方绘画艺术显得更有广度和深度。他们不仅追求表现对象的“实”处，还以太极中“阴阳”的理念追求其相对“虚”的空间；进而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画论，将表现的形象延伸到一个更大的审美空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意境界。如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齐白石的《雏鸡》等作品。

中国的文人画家以大文化学养背景铸就了“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冲淡平和的心态,所以在作品中容易叙述心灵的情怀。如宋代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表现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元代画家吴镇的《渔父图卷》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境界。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的学养上往往都有很高的造诣。中国文人画，那种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绘画形式，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画不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而且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这些传世优秀的文人画作品，足以与晋唐的书法及唐诗宋词，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具有代表性的版块。

                         (摘编自了庐《文人画是用诗人的思考方式去绘画,源于“迁想妙得”》）

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李泽厚

① 传统画中的美学趣味从北宋前期经后期过渡到南宋，由“无我之境”逐渐向“有我之境”推移。

② 北宋前期的宫廷画院，因为极度闲暇和条件优越，把追求细节的逼真写实，发展到了顶峰。所谓“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以及论月季四时朝暮、花蕊叶不同等故事，说明这种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成了宫廷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

③ 与细节真实并行更值得重视的另一审美趣味，是对诗意的极力提倡。与上述的孔雀升高等故事同时也同样著名的，是画院用诗句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等做题目，要求画师既含蓄又准确地表达诗意。画面的诗意追求开始成了中国山水画的自觉的重要标准。

④ 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南宋时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创造了与北宋前期山水画很不相同的艺术意境。

⑤ 从马远、夏珪等南宋许多名家的山水小品如深堂琴趣、寒江独钓等来看，这一特色极为明显。它们大都是在工致精细的，极有选择的有限场景、对象、题材和布局中，传达出某种特定的浓郁的诗情画意。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与北宋前期那种整体而多义、丰满而不细致的情况迥异。它们在对有限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情调诗意。比起北宋的意境，南宋山水画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更小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更精巧细致，抒情性更浓厚、鲜明。像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山水小幅里，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或远水平野，只一角有一点点画，令人看来辽阔无垠而心旷神怡。南宋山水画把人们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引向更为确定的方向，导向更为明确的意念或主题，这就是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二种艺术意境。

⑥ 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有了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诗意的追求和情感的抒发，尽管比北宋山水远为自觉和突出，但基本上仍属于对自然景色的真实再现。所以，它处在“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中，是厚重的院体画而非意气的文人画。它基本仍应属“无我之境”。

(选自《美的历程》，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