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文化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积累下的一组信息。在本质上文化是非物质的，但它往往附着于某些物质上得以流传，如建筑、石刻、竹帛纸书等。更有一些直接借助人脑储存，如口头流传的一些史诗、歌曲等。文化应分为不同功用，如政治（古人称“经邦济世”之术，与现在的经济概念有些不同）、娱乐功用以及在科学技术、观念和信仰等方面的功用，这些功用不应混淆。

②文化中最早出现的大概就是娱乐功能。鲁迅所说原始人抬木头时发出的“吭唷吭唷”之声，渔猎之族在石头和崖壁上刻画动植物形象，这些行为都没什么功利性，只是为了愉悦身心而已。这些行为后来被我们称为文艺。宽泛一点，饮食文化之类也可列入其中。多样性是娱乐性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点，保持和发展多样性、拯救濒危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③国家消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军事、经济落后，与文艺没有太大关系。中国早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学艺术，推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文化。只是腐败的统治者往往将大量社会资源用于享受这种精细的文艺，造成批判者迁怒于这些娱乐性的文化功能。文艺本没有亡国的罪过，不是“后庭花”亡宋，而是宋朝有问题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文人不解，讹传至今。文艺本质上是没有功利性的，我们不应对此要求太多。对本土的、外来的文艺都不必以有用无用权衡，只要无害即可。但文艺在许多情况下能被附加许多功利性的功能。如战争中的军歌等。寓教于乐，更容易被人接受。但这不意味着没有“教”的“乐”就应该淘汰。

④中国文化是唯一不被宗教左右的成熟文化。过去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原始文化的特征。通过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已越来越少。但又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是儒教。其实在中国虽然常将儒道释三者并立称为“三教”，许多地方神庙中也供奉孔子像，但儒其实只是儒学，它主要传播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观。这一观念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国家的稳定极为重要，因此被历届统治者推崇。它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和后来统治者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加入的消极因素。如反对变革、维持现有秩序以及一些落后的伦理观。

⑤经过几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全人类最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之一。我们任何一个个体对她的了解都是管中窥豹。连钱锺书这样的国学大师也只敢将自己的文集称作《管锥编》，像我们这些知之不多的人更不能妄下“无用”或“过时”的结论。

（有删改）

①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②其实，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术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不出于王官”。

③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

④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家张载之志堪称具有崇高的学术担当，然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方法注定了理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

理学的最大弊端就是虽有学术担当，也不乏人文情怀，却没有科学精神。比如，理学家们将“天地”解释为尊卑等级关系，宇宙万物也都有尊卑等级，如天冠地履、星空列阵、大雁成行、羊羔跪乳等都反映尊卑等级，然后依据“天人合一”论证三纲五常符合“自然之理”。这种缺失科学精神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造成了“以理杀人”的社会现象。宋元之后，理学占据社会思想意识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古代文明却从鼎盛走向衰落。在应对民族内争或外敌入侵方面，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欲望、能力和进程都受到四书之学的严重抑制。当西欧的精英们致力于创新文化、发展科学、变革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却把“为往圣继绝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当作“为万世开太平”的灵丹妙药，大大延误了中国的发展。当下，有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人文情怀有余、科学素养不足，研究中不注重证据，一些研究成果在形式逻辑上经不起分析，至于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就更谈不上了。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素养，一些观点明显简单化，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有害无益。可见，缺失科学素养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多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和学校一直强调人文情怀的培养、道德的培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强调道德教育、国学教育，而没有把培养科学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那就会出现很多偏差。

就立人而言，立德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德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德。科学素养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人类一切优秀素养之本。一个能将实事求是精神融入灵魂、植入骨髓的人，一般而言其道德情操、人文情怀和其他素养也不会差。因此，我们不能将培养科学素养与培养人文情怀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才与德的关系，某些科学素养其实就是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科学素养是培养人文情怀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培养科学素养的过程必然包含人文情怀教育的成分，也是可以立德的。所以，从小学阶段就应重视科学常识教育，使学生养成基本的科学素养；从小培养学生客观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何强化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素养，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学教育搞好了、科学素养提升了，人们才能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只有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是名副其实、根深蒂固的。

（摘编自张分田《科学素养是立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