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三救邓稼先

1971年的夏天，“文革”的“红色恐怖”已经席卷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常年工作于大西北核武器实验基地的邓稼先也未能幸免，这天上午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揪斗了。邓稼先是谁？那些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倒是在“揪斗词”中透露了邓稼先的身份：

“邓稼先是‘美帝特务’！我有证据。他于1950年8月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9月就回到北京了。他嘴上说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际上，他是潜回新中国的‘美帝特务’……”

“邓稼先是‘苏修特务’！我也有证据。他虽然于1958年8月就参加了我国研究核武器的工作，虽然反对过‘苏修’跨国工作组的‘霸王言论’，但他又说人家那个工作组里面也有实干的工程师。所以，他是背叛新中国的‘苏修特务’……”

“邓稼先是‘学术权威’！证据是明摆着的。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还有，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再一次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也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对于这样藐视全国人民的‘ 学术权威’，我们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揪斗现场，夏阳炎炎似火烧，“造反派”打着革命旗号的“虐待狂综合症”越发如火如荼了。邓稼先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前不久，实验基地已有几位像他一样的核物理学家，要么被揪斗致残了，要么被揪斗致死了。此刻，已被“造反派”绑成“喷气式”的邓稼先，不仅汗如雨下，而且泪如雨下。他流泪，并非因为害怕很快将被“造反派”刑讯得非死即残了。他流泪，是因为想起了三年前含冤辞世的二姐邓茂先，至今还戴着“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帽子。二姐若有在天之灵，眼看自己的弟弟被“红色恐怖”整得非残即死，一定也会泪洒滂沱啊。“亲爱的二姐，你一个文弱的女子，都能从容面对死亡。小时候，我常常在你面前自诩为勇敢的男子汉。我现在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屡经忧患，决不会害怕死亡的威胁。何况，说到死，我早已死过两次了。那两次能够化险为夷，都是有幸得到了学兄杨振宁的救助。我的远在美国的振宁兄，以及所有的朋友，此刻，我在中国大陆的‘红色恐怖’中已经命若悬丝了。但我决不会怕死，决不会丧失男子汉的志气！我想念你们，想念从前友谊的时光……”邓稼先在心里为自己念了一遍无声的“临终遗言”。其中提到的杨振宁，是已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他俩的友谊，开始于少年时期就读的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生于1922年，比邓稼先大两岁，而且在同学里面素以能言善辩著称，常常照顾生性憨厚的邓稼先。

杨振宁第一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0年的春天。当时，杨振宁已经就读于抗日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邓稼先还留在北平的崇德中学。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已经侵占北平的日本鬼子，只得任其继续上课。爱国至上的邓稼先，由于公开反对日伪“北平市政府”强迫学生参加“庆祝日本皇军”的活动，被“日伪”们列入了伺机逮杀的“黑名单”。紧要关头，邓稼先得到了杨振宁从昆明托付同学捎来的亲笔信。信中，杨振宁督促邓稼先尽快离开阴霾四布的北平，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以做抗日救国的长远之计。至于邓稼先具体的上路方案，杨振宁又请捎信的同学给予尽可能的协助。如此这般，邓稼先和大姐邓仲先一起告别了在北平深居简出、洁身自好的父母，及时地踏上了安全奔赴抗日大后方的求学之路。

杨振宁第二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1年的秋天。当时，杨振宁、邓稼先分别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云南昆明，虽然地处抗日的大后方，但仍常遭日本鬼子轰炸机的空袭。所以，学生与市民就常有“跑警报”的生活内容。不过，有时关于敌机来袭的警报并不准确，以至于懈怠了一些人跑避敌机轰炸的防范意识。看起书来常入迷的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警报拉响了。邓稼先懒得躲避，仍然坐在学校门口附近的露天木凳上看书。杨振宁跑进防空洞，迟迟不见邓稼先的踪影，也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赶忙出来找他，将他拽到了防空洞。仅仅过了半个小时，邓稼先刚刚看书的地方，就被敌机的炸弹炸得尘土横飞。事后，邓稼先还幽默地向杨振宁开玩笑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振宁兄堪称在我身边建造浮图的专家了。”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1971年夏天的中国大西北，邓稼先即将被“文革”的“造反派”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了。已于无奈中做好了死亡准备的邓稼先，还能得到杨振宁的救助么？

事情真是凑巧啊：杨振宁又一次——亦即第三次，救助邓稼先摆脱了死亡。

原来，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首次应邀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想在北京晤见老同学邓稼先。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很快同意了，遂派专人赶赴大西北的核武器实验基地，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揪斗现场，接到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贵宾席上，与杨振宁重温阔别已久的友谊。

数月之后的197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任命邓稼先为国家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邓稼先又升任该院的院长。

1986年7月，已为新中国核事业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当时远在美国的杨振宁，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发来唁电称：“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尊敬的挚友”。

父亲河

周建强

他还没有从照顾父亲直至安葬父亲的疲惫中解脱出来，酷暑便接踵而至，今年的天气出奇地热，整个世界像灶台上的笼屉，把人熏蒸得无处藏躲。

难挨之际，老陈从居住的边陲小镇打来电话，邀他去避暑，老陈是他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以前多次邀请他过去看，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成行，这次他决定如约而至。

对于父亲的过世，他只是感到疲惫，并没有太大的悲伤。父亲是一名老兵，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出国参加过那场举世瞩目的战争，这个经历成为父亲一生的荣耀，也成就了父亲倔强的性格。其实父亲在工作生涯中也曾当过不大的官，但终因性格的原因被打回原形直到退休都是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可他并不在乎，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从战友的尸体堆爬出来的人，还在乎这个？”也是因为性格，在他不大的时候母亲就离父亲而去父亲没文化，母亲是小学教师，和父亲的结合是那个崇尚英雄年代的产物，可崇尚英雄毕竟不等于生活的全部。父母离婚后，他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固执、爱较真，他从小就感受到了。高兴时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那条河……”那时，他纠正说不是“那条河”，是“鸭绿江”，父亲停止歌声，冲他瞪眼吼道：“老子当年过的就是一条河！还不如你知道？”偏偏他的性袼里也有父亲的基因，父亲每唱一次他便纠正一次，父亲便吼一次。

现在回想起来，他和父亲的每一次“冲突”大抵都是缘于这首歌，上小学二年级，班里插进一个部队子弟，据说他爸爸是营长，也出国打过仗，父亲听后又是一脸的不屑：“告诉他，你老子是三十八军的兵。”他自然没跟同学说，因为他实在想不出三十八军和其他军有啥不同，有啥值得炫耀。

父亲是带着满足的神态走的。全身插满了管子，呼吸越来越弱，一首歌从父亲只出不进的呼吸中丝丝流出：“雄走赳气昂昂，跨过那条河……”没人能听得清听得懂，只有他听得真真切切，这一次他破天荒地没有纠正。

边陲小镇的风光加上老陈的热情让他疲惫的心得到了抚慰，几天下来，他感受了五女山峰的秀色、新开河水的清澈，领略了满山遍野的人参田园，还有用石条砌成、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将军坟”。

老陈说：“既然来了哪能不去边境看看？”于是，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他来到了位于江边的边境哨所。哨所紧挨着一座铁桥，桥上的铁路笔直伸向江的那一边，此时此刻，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没有行人的喧晁，一草一木都显得特别幽静，鲜红的国旗下只有哨兵持枪伫立。桥头耸立的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吸引了他，他端评上面的文字沉默许久，他走到哨兵面前，很为难地提出一个请求：想到桥上看看，不远处的老陈看见哨兵向他摆手，他低着头向哨兵说着什么，哨兵迟疑拿起身索的电话。

哨所旁的小楼里走出一位英俊的军官，破例陪着他走上铁桥，在桥中央的国门下站住了，他俯视江面，微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也吹拂他的思绪，江面并不宽阔，江水也不湍急，如同老家村头的那条河，但它的确是条江，一条隔着两个国度的江。

或许，父亲一生都把它当成河是对的，因为在亲身经历过那场殊死的战争，“从战友尸体堆爬出来的”父亲眼里，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渺小。

这一刻，他似乎读懂了父亲。

走下铁桥，与军官握手告别，军官突然后退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军官向他大声道：向“万岁军”敬礼！他，还有身边的老陈眼睛湿润了。他抬起微微颤抖的右臂，向军官还了一个军礼。他没当过兵，军礼也不标准。

他向那座花岗岩石投去最后一眼。洁白的花岗岩石上镌刻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公元1950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在此渡江入朝，该军系第一批入朝参战的部队，被称为万岁军……”

访《蚁族》作者廉思

却咏梅

“蚁族”群体多为“80后”，接受过高等教育，处境却如卑微的蚂蚁，群居在城市的边缘。

记者：“蚁族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廉思：研究发现，大城市均有大规模的“蚁族”存在。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大都倾向于留在城市，加剧了大城市的磁体效应。2002年，有关部门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允许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其户口两年内可继续保留在原就读的高校，这就为“蚁族”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同时，随着我国首批扩招大学生进入社会，逐年增加的毕业生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造成我国就业压力空前增大。这也必然要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让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普通劳动者的行列，但是很多学生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转变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市场需求情况并没有及时成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

记者：有读者反映，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蚁族”并不值得同情或怜悯。你怎么看?

廉思：“蚁族现象”也确实反映了我国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学中“富二代”、“权二代”毕业后轻易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从农村到聚居村)、求职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跟其他群体是不一样的。如果这样一群“精英候选人”无法参与社会，或者社会使他们“走投无路”，让他们以年轻脆弱的心灵和一无所有的经济能力裸露于经济危机之下，必将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记者：通过你的研究，“蚁族”现在的思想状况是什么样子?

廉思：中国社会存在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的传统观念，很多乡村出来的大学生自身还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所以也会有类似“宁要北上广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选择留下来做“蚁族”。“蚁族”普遍认为，在大城市生活会更有利于自己的人生发展。他们急切盼望以积极的思路有序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剩下的问题就是研究怎么解决、采取什么政策、条件和进程。

记者：最后，请你对“蚁族”们说些心里话。

廉思：我要为“蚁族”鼓掌，“蚁族”并不是失败者，只是尚未成功。放平心态，坚信自己的选择，通过不懈的努力，“蚁族”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