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②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鉴、互促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③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的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④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于“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⑤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实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⑥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

中国是伟大的诗国，也是文章大国，因此自古就有诗文相通的传统。以散文论，它一直离不开诗歌的影响与渗透，因而时时发出诗性智慧的光芒。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多有诗意，像“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诗，而文末以诗压尾，诗意与文心达到了高妙的契合，其核心点是“淡远”二字。近些年将散文中加入更多诗意成为一种风尚，有的作家做得相当出色，杜怀超的《苍耳》是写植物的，但诗意如灯如光，照亮了整体文章的天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散文与诗歌并不是没有距离的，更不能将二者等量齐观。否则，就会使散文失去本性，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异化了。事实上，散文在不断的获得诗歌助益的同时，也有逐渐被诗歌侵蚀的倾向，致使散文出现情感的失真乃至于虚假。

最典型的例子是杨朔散文中的诗性，他曾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自豪地说；“我喜欢写散文。常觉得，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找诗的意境。”这条经验常被学界从正面理解杨朔散文的长此和创作秘诀。从诗歌与散文的联姻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散文与诗歌应保持各自的本性角度看，这样的理论和方法又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将散文当诗写”极容易将诗的夸张、炫情与无节制带进来，从而造成散文情感的矫揉造作与文风的不自然，因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平淡，是绚烂之极后的归于平浇。余光中散文也有这方面的不足，由于过多加入“诗意”，致使散文的自然、平淡、超然受到伤害。因此在将诗性加入散文时，重要的是诗性智慧，而不是诗性的夸张；重要的是掌握一个度，而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这是包括散文与诗歌在内的跨文体写作应该格外加以注意的。

在用中国诗性智慧进行散文写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散文诗”与“诗的散文”。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所以不少人将鲁迅的《野草》笼统地说成是散文诗。共实“散文诗”是具有散文性质的诗歌，而“诗的散文”是带有诗意的散文。“散文”是分行的诗，“诗的散文”是不分行的散文。只有分清这两个概念，才能避免将“散文”和“诗歌”不加区分混为一谈。散文可以富有诗意，也可以强调诗性和诗化，但要避免不加节制尤其是不要以诗歌代替散文，要让散文充满诗性智慧与散淡的诗意，以避免散文失去本性。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5月15日16版）作者：王兆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对天下属性的认定决定了他们对天下的态度。道家及阴阳家认为，世界本然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天下体系是一种自然性的审美体系。儒家则认为，要想使人及其栖居的世界成为美好世界，必须诉诸圣王之治和人文教化。换言之，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贲卦》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礼运》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儒家述史模式下的圣王语系体现的是人文再造的过程。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述史模式中，人对天下的人文再造，古圣先王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比如在《易传・系辞下》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伏羲氏是人文始祖，他象天法地，制作八卦，将无序的自然图式化。此后，神农氏接照八卦图式制作器具，他的贡献在于将伏羲氏对于天下的观念设计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改造成人工世界。以此为背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以着装作为人兽区别的标志，以服饰差异对人类群体进行职业、等级划分。据此可以看到，从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尧、舜，体现出中国社会从自然到人工、再到文明的有序进程。如果我们认同儒家以文明为美的价值观，那么这一进程也必然是向美生成的过程。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则必然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这一圣王谱系，黄帝、尧、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塑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儒家崇尚“礼乐”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人文实践。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接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敬，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一个张力空间，使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内，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则为礼乐化天下的实现提供了高远的目标，甚至使其成为永远的待完成状态。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原载《新华文摘》2018年第22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