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如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一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有删改）

《资治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

②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蔬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③《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       ]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   ]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辈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④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李白、屈原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册，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活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⑥司马光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

⑦李白不见载于《资治通鉴》，正如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却只选取了他一篇短短的《辣猎赋》。

（摘自2015年6月10日《中华读书报》）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亲戚关系，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联结，如今正在青年之中式微，他们以一种逃离的心态远离传统的亲戚关系甚至“断亲”。这里所说的“断亲”一般理解为跟直系亲属、同辈之间乃至与长辈之间日常的互动频率降低，或者没有交往，不是法律上所指的绝对的割断亲戚关系。

②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总是要互助才能活下去。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更多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处在逐渐富足的状态，导致了每家每户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独立”的生存方式。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好的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我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亲缘关系，来获取我们的生存机会。

③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各种内卷。尤其是教育的内卷，使孩子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辅导班和作业消耗掉了，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使得他们有了情感替代，用同学、朋友关系替换了亲缘关系。而且，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形成了一个圈子，造成“朋友圈”的替代，也就把原来的那些亲戚关系逐渐拉远。

④作为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00后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抢占了青年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⑤最近几十年，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造成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乃至国外选择工作和成家立业。这种居住地的远距离分化，导致了表兄弟妹甚至亲兄弟妹之间也没法频繁交往。

⑥尽管互联网世代的青年呈现了比以往世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00后世代的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生子，之后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而结婚带来新的亲戚关系，他们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也将唤起新的亲缘。我把这个称为“亲缘唤醒”效应，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喚醒。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认知层面，即有的年轻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⑦还有一个变化是，由于国家推行二孩三孩政策，未来很多年轻人会有二孩、三孩，独生子女的现状会有很大变化。那么他们又有了兄弟姐妹了，下一代就会有二代的表兄弟姐妹。这种回归，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复原，但某种亲情唤醒的回归效应应该是会出现的。

（选自何国盛的《“断亲”青年：谁还在走亲戚？》）

材料二：

①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②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选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节）

材料三：

①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

②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

（选自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