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摘编自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新诗与旧诗，是中国诗坛的两朵鲜花，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割裂，本应并肩携手，共创中国诗歌的辉煌前程，但可惜两者间似乎一直存在深沟高垒，不由得令人感慨万端。

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当然有新旧之别。但新旧之分仅是从时间、内容与形式上作出的区分，并不代表质量、成就的高低之别。新的作品好，旧的作品未必不佳，有许多艺术形式与艺术品，所历年代越久，价值反倒越高。艺术不是时装，不能以追新逐奇来掩饰内中的空虚。简单的线性进化思想并不足以概括艺术的发展。艺术作用于人类的灵魂，因此触动心弦、深入人心才是它的价值所在。唯有将人类的体验深化、升华，清晰准确地予以美的表达，给人以无穷启迪的艺术，才永远是新的、伟大的、不朽的艺术。

新诗旧诗皆是诗。古诗中有不少宣扬封建落后思想的作品，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摒弃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风清骨峻、思精韵美的流芳之作，有许多感时忧国、魂牵中华的灿烂篇章，怎么能将其一笔勾销而全盘否定呢？如果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新诗，同样不也是精品稀少，而多有应时应景、歌功颂德、肤浅跟风之作吗？

若说诗歌是人类文化的无价珍宝，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那么这珍宝和明珠是由旧诗新诗共同组成的。倘若说中国曾是诗的国度，那么这诗指的主要是旧诗而非新诗。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近百年来，旧诗被放逐得太久，被不加分析地排斥得太厉害，已到了该重新认识它的时候。

新诗与旧诗需要结盟。新旧诗相互以自己的意趣与标准去评价不同的东西，不是致力于求同存异、互相学习，而是希望以己驭人，让别人来归顺自己，这都是不可取的。诗歌的天地大得很，与其独演独舞，何如联手共舞？新诗旧诗合手联盟，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大于二，大于三。

从实际来说，只需将现今散落在民间的旧诗词组织、刊物吸引、纳入到文联、作协和诗歌学会，给予他们同等的政治待遇、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更好地存活成长，就可以大大增强诗歌的创作力量。同时，积极开展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和深度对话，在交流中不断消除分歧，扩大融通。总之，对新诗旧诗需要一视同仁，不能怀抱歧视与偏见而区别对待。

新诗旧诗要互相学习，具体来说，新诗可以向旧诗学习其严谨、简洁、精炼，学习其重音韵、重意境，音调铿锵，朗朗上口，易记易流传。旧诗可以向新诗学习其自由无拘、求新求变、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的精神。新诗旧诗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只要能打消人为芥蒂，相互学习，博采众长，一定能接续《诗经》传统，彰显汉语音、形、义的内部特质和精妙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诗歌审美言志、表情达意的深刻内涵，推动中国诗歌进一步的发展。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想要让旧诗词重新振兴，与新诗一道发展，除了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外，每个写诗爱诗和关注诗歌命运的人都应尽己之力，献计献策，去接续文脉，创造佳构。最根本的是要写出音韵铿锵、神足意满、打动人心，能传之久远的诗来，“让金子般的诗句出现”，就一定能迎来诗歌繁荣昌盛的美好明天。

中国绘画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北宋以后，除了民间画家、宫廷画家等创作群体外，还出现了诗人、士大夫等各类文化人参与创作的现象。他们以自身文化人的气质，崇尚和追求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作品中所蕴含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在绘画创作中，他们以诗人的思考方式，把表现对象提升到诗的艺术境界，创作了很多为后人惯称的“文人画”。

诗人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文人画家基于中国传统画论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言的“迁想妙得”，及后来唐代画家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论，将表现的对象在心中“迁想”成诗的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中国文人画家的这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是大文化学养背景下成就的结果。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在感情世界里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所创作的文人画相较西方画家以科学家的思考方式所表现的科学的艺术形象而言，更接近感情的本质，也更显得纯洁与透明。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具体创作中，以顾恺之提出的“传神”的艺术理念为要求，以追求作品的出神入化为最终目的。如宋代画家梁楷所画的《布袋和尚图》和《泼墨仙人图》，以两种粗细不同的艺术手段，表现诙谐而玩世不恭的人物形象。另外，中国文人画家又以诗人的拟人化手段将表现的对象人格化。如明代画家徐渭在《墨葡萄图》中所表现的“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掷野藤中”。

基于大文化学养背景的文人画家创作的文人画，在具体的画面处理中，比单纯追求形象与色彩变化的西方绘画艺术显得更有广度和深度。他们不仅追求表现对象的“实”处，还以太极中“阴阳”的理念追求其相对“虚”的空间；进而提出了“计白当黑”的画论，将表现的形象延伸到一个更大的审美空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诗意境界。如八大山人的《鱼鸭图卷》、齐白石的《雏鸡》等作品。

中国的文人画家以大文化学养背景铸就了“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冲淡平和的心态，所以在作品中容易叙述心灵的情怀。如宋代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表现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元代画家吴镇的《渔父图卷》表现的“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超然境界。

中国的文人画家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的学养上往往都有很高的造诣。中国文人画，那种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绘画形式，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人画不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而且是世界绘画史皇冠上的明珠。这些传世优秀的文人画作品，足以与晋唐的书法及唐诗宋词，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史上三大具有代表性的版块。

(摘编自了庐《文人画是用诗人的思考方式去绘画，源于“迁想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