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人【印度】泰戈尔

我五岁的女儿敏妮在我书桌旁，用手轻轻敲着膝盖玩。我正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忽然敏妮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街上果然有个喀布尔人走过。

他穿着宽大污秽的喀布尔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个口袋，拿着几盒葡萄干。

女儿大声叫他:“哎!”那个喀布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她看到这光景却吓住了，跑到妈妈那里躲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

可没过几天，我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喀布尔人又说又笑。她小纱丽(印度妇女传统服装，丝绸制的连衣裙—编者注)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千—喀布尔人用这种有力的贿赂，使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玩笑。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面前，小大人似地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呵，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什么?”他用山民的鼻音回答:“一头象!”也许这并不可笑，但是这两人多么欣赏这句俏皮话!依我看，这种小孩和大人的对话里，有些非常引人入胜的东西。

喀布尔人也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那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公公家去呢?”

敏妮对这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她不肯显露，却机灵地回答:“你到那去么?”

可在喀布尔人这一阶层中间，“公公家”有双关的意思，还能指监狱。“呵，”他向幻想中的警察挥拳:“我要揍我的公公!”听到他这样说，想象到那个狼狈不堪的“公公”，敏妮哈哈大笑。

敏妮的母亲恳求我留心那人。她是个极胆小的女人，只要一看见有人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她就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盗贼、醉汉、疟疾菌。她对这个喀布尔人也充满了疑虑。我总是笑笑，辩解说拐卖一类的事多半不会发生。喀布尔人和敏妮的亲密友谊便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有天早晨，我听见街上有吵嚷声。往外一看，拉曼被两个警察架住带走了。我赶紧跑去问怎么回事。原来是有个街坊欠了这小贩一条围巾的钱，争吵中拉曼把他刺伤了。忽然间，在凉台上，敏妮出现了。她照样喊着:“呵，喀布尔人!”拉曼回头，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胳臂底下没夹口袋，所以她不能和他谈关于象的问题。她立刻问:“你到公公家去么?”拉曼笑了:“我正要到那去!”看到他的回答没有使孩子发笑，他又举起手;说:“可惜我的手被铐住了，不然我就揍那老公公了!”

拉曼被判了刑，再无消息。时间一天天过去，敏妮也长大了，总和朋友们一起，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里来了。又一个秋天，我们把敏妮的婚礼筹备好了。我们家的光明要到她丈夫家去，把她父亲丢到阴影里。我的敏妮今天要出嫁了。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婚礼的嘈杂和忙乱。我在书房查帐，有个人进来恭敬地行礼。原来是拉受，那个喀布尔人。起先我不认识他—他没有了口袋，没有了长头发，也失去了从前的那种生气。但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昨晚，”他说，“我从监狱里出来了。”

我觉得这话听起来很刺耳。碰巧他今天来，这不是个好预兆。

“这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能不能过几天再来?”

他迟疑地说:“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他相信敏妮还像从前那样，会像往常那样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为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好好用纸包着。

我说:“家里正在办喜事，你谁也见不到。”

这人露出失望的神色。他走近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送给那小人儿。您有一个小姑娘:我在家也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我不是想赚钱的。”

他伸手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小心地打开，在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卖货时，自己小女儿的这个手印总在他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我忘了他是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不，我又哪比他强呢?他也是个父亲啊。

我把敏妮叫出来。她穿着红绸衣，额上点着檀香膏，打扮成新娘的样子，含羞站在我们面前。看着这景象，喀布尔人显出惊讶—他不能重温他们过去的友谊了。他只微笑着:“小人儿，你要到公公家去么?”

但敏妮现在懂得“公公”的意思了，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回答他。她脸红了，在他面前把脸低下去。我想起他和敏妮第一次会面的那天，感慨万千。

她走后，拉曼长吁一口气坐下来。婚礼的喇叭吹起来，秋天温煦的阳光倾泻在周围。拉曼坐在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着阿富汗的群山。在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我递给他一张钞票，说:“回到你的家乡、你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送了这份礼，婚礼的排场就须节省些。但我觉得这婚筵格外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要和她的女儿重逢了。

(冰心、倪培耕译，有删改)

过失

（印度）泰戈尔

我不得不离乡背井。为什么呢？这个嘛，我可不能开诚布公地告诉你，只能隐晦地暗示一下。

我是本地的一个乡村医生。家就在警察所对面。对警察所里的先生们，我总是低三下四、奴颜婢膝，真是比对阎王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非常清楚，这些保护神会给人们带来什么。

宝石能使首饰更加名贵生辉，首饰能使宝石更加璀璨夺目。我和警察所的关系也是如此——我的职业能给警察所带来好处，而他们的营生也能使我增加收入。

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自然而然，我和警察所长就成了挚友。所长多次对我说：他亲戚有个无依无靠的女儿，打算嫁给我做妻子。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我的前妻留下了一个女儿——绍希。

我不愿把她交给后娘。绍希已满十二岁，进十三岁了。我希望尽量多地积蓄些钱。只有这样，女儿才能与大户人家的子弟结亲。嫁了女儿，我再着手操办自己的婚事。

正在我筹办这笔要紧钱财的当口，图尔希村的霍里纳特找上门来，抱着我的脚哭泣哀求。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那孀居的女儿，夜里不幸突然死了。他的仇敌给警察所长写了一封匿名信，诬告是堕胎而死的。现在警察打算把他女儿的尸体弄来检查。

霍里纳特不能忍受对刚去世的女儿进行这样恶毒的诽谤和侮辱。由于我是医生，还是所长的朋友，所以他来找我，只有我能搭救他。

拉克什米心女神的行踪是难以琢磨的。她既可以堂而皇之从正门而入，也可不请自来，从后面而进。我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道：“这种事情可不简单哟！”

不必赘述，为了安葬女儿，霍里纳特被弄得彻底破产了。

我女儿绍希以同情的语调问我：“爸爸，这个老头怎么跪在你脚下，这样嚎啕大哭呢？”

“去！去！去！”我生气地对女儿说，“这件事与你毫不相干！”

经办完这件事后，女儿婚事的款项迎刃而解，结婚的日期都定好了。独生女儿，婚宴当然要准备得非常丰盛。婚礼前一天，半夜三更，我突然发现女儿绍希得了霍乱。病情发展极快。我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效果。最后，我把药瓶扔到地上，跑到霍里纳特跟前，抱着他的脚，说：“好兄弟，请原谅我，原谅我这个罪人！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再也没有亲人了啊！”

“医生先生，你这是干什么？”霍里纳特被弄得莫名其妙，说，“我感激你一辈子，快起来吧！”

我对着上苍大声叫喊起来：“我的天啊！我对这位老人犯了罪，我应该受到他的惩罚。天神啊，请救救我的绍希吧！”

第二天十点钟，绍希全身发黄，离开了人世，永远安息了。

过了一天，警察所长对我说：“喂，别耽搁了，你马上就成亲吧！要不要先派人去打听一下？”

对别人揪心的痛苦，采取这样令人发指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魔鬼也会相形见绌。可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事件，我早就懂得，对警察所长的这种人道精神，最好还是缄口不言。

我用自己的收入，为可怜的霍里纳特盖了一栋茅舍，把自家的奶牛送给了他，还把他典给高利贷者的农具家什赎了回来。我的痛苦和悔恨仍然难以平息。在寂静的黄昏和不眠的夜晚，我总是在想——我那心地善良的闺女，虽然离开了尘世，但是，由于父亲的罪孽，她在阴间都得不到安宁。似乎她在悲伤地问我：“爸爸，你为什么要干这种缺德的事呢？”

我给穷人看病，不再要他们交钱了。看到任何生病的姑娘，总是当成我的绍希在受病痛折磨似的，尽心尽力为她们治疗。

雨季开始了。大水淹没了村庄和稻田，出门就得乘船。大雨滂沱，从早到晚下个不停。

有一天，地主家找我去看病。派来的仆人船夫，急急忙忙，不耐烦地催促我启程。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出门之前，女儿总是事先撑开我那旧雨伞，看看是不是破了，还一再关照我，在这样的风雨天要多多保重。今天，在空无一人的家里，还得自己去找雨伞。坐船的时候，我看到警察所前面停了一只舢板。一个农民，只在腰里缠着一块布，坐在船上任雨浇淋，我问道：“喂，发生了什么事？”

农民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女儿被蛇咬了一口死了。警察要他从老远的村子里把尸体运来检验，我看到，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件上衣，盖在了死去的女儿身上。

下午一点钟，我出诊回来，那个农民缩成一团，仍坐在船上。警察先生根本就没来检查，我给他送了点食物，但他没有吃。

我急急忙忙吃了饭又出诊了。傍晚回家后，只见那位农民完全像个幽灵，坐在原地。问他时，已不能答话了，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经过反复询问，我才知道：有一次，一位警察来过，问他带钱来了没有，他说他一贫如洗，身边什么也没有，警察说了声“那就像现在这样坐着等吧”，就扭头走了。

这样的场面，过去就屡见不鲜，不过熟视无睹罢了。可今天却不同了。无论怎样，我再也克制忍耐不住了。我仿佛听到我女儿绍希那怜悯颤抖的嗓音，在阴沉的天空中回荡。这位失去女儿沉默不语的农民，所受的无以复加的痛苦，仿佛在撞击我的胸膛。

我忽然像旋风一样，冲进了警察所长的家。所长正安闲自在地坐在藤椅上，吞云吐雾地吸着烟。我愤懑地质问所长：“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魔鬼？”

我和所长那渗透着无数被压迫者眼泪的友谊，在这场风暴中完蛋了。

不久之后，尽管我拜倒在所长脚下，一再颂扬他的好心肠，多次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最终仍然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

（有删改）

喀布尔人

【印度】泰戈尔

我五岁的女儿敏妮在我书桌旁，用手轻轻敲着膝盖玩。我正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忽然敏妮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街上果然有个喀布尔人走过。他穿着宽大污秽的喀布尔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个口袋，拿着几盒葡萄干。

女儿大声叫他：“哎！”那个喀布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她看到这光景却吓住了，跑到妈妈那里躲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

可没过几天，我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喀布尔人又说又笑。她小纱丽（印度妇女传统服装，丝绸制的连衣裙——编者注）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干——喀布尔人用这种有力的贿赂，使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玩笑。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面前，小大人似地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呵，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什么？”他用山民的鼻音回答：“一头象！”也许这并不可笑，但是这两人多么欣赏这句俏皮话！依我看，这种小孩和大人的对话里，有些非常引人入胜的东西。

喀布尔人也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那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公公家去呢？”

敏妮对这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她不肯显露，却机灵地回答：“你到那去么？”

可在喀布尔人这一阶层中间，“公公家”有双关的意思，还能指监狱。“呵，”他向幻想中的警察挥拳：“我要揍我的公公！”听到他这样说，想象到那个狼狈不堪的“公公”，敏妮哈哈大笑。

敏妮的母亲恳求我留心那人。她是个极胆小的女人，只要一看见有人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她就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盗贼、醉汉、疟疾菌。她对这个喀布尔人也充满了疑虑。我总是笑笑，辩解说拐卖一类的事多半不会发生。喀布尔人和敏妮的亲密友谊便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有天早晨，我听见街上有吵嚷声。往外一看，拉曼被两个警察架住带走了。我赶紧跑去问怎么回事。原来是有个街坊欠了这小贩一条围巾的钱，争吵中拉曼把他刺伤了。忽然间，在凉台上，敏妮出现了。她照样喊着：“呵，喀布尔人！”拉曼回头，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胳臂底下没夹口袋，所以她不能和他谈关于象的问题。她立刻问：“你到公公家去么？”拉曼笑了：“我正要到那去！”看到他的回答没有使孩子发笑，他又举起手；说：“可惜我的手被铐住了，不然我就揍那老公公了！”

拉曼被判了刑，再无消息。时间一天天过去，敏妮也长大了，总和朋友们一起，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里来了。又一个秋天，我们把敏妮的婚礼筹备好了。我们家的光明要到她丈夫家去，把她父亲丢到阴影里。我的敏妮今天要出嫁了。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婚礼的嘈杂和忙乱。我在书房查账，有个人进来恭敬地行礼。原来是拉曼，那个喀布尔人。起先我不认识他——他没有了口袋，没有了长头发，也失去了从前的那种生气。但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昨晚，”他说，“我从监狱里出来了。”

我觉得这话听起来很刺耳。碰巧他今天来，这不是个好预兆。

“这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能不能过几天再来？”

他迟疑地说：“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他相信敏妮还像从前那样，会像往常那样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为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好好用纸包着。

我说：“家里正在办喜事，你谁也见不到。”

这人露出失望的神色。他走近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送给那小人儿。您有一个小姑娘；我在家也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我不是想赚钱的。”

他伸手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小心地打开，在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卖货时，自己小女儿的这个手印总在他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我忘了他是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不，我又哪比他强呢？他也是个父亲啊。

我把敏妮叫出来。她穿着红绸衣，额上点着檀香膏，打扮成新娘的样子，含羞站在我们面前。看着这景象，喀布尔人显出惊讶——他不能重温他们过去的友谊了。他只微笑着：“小人儿，你要到公公家去么？”

但敏妮现在懂得“公公”的意思了，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回答他。她脸红了，在他面前把脸低下去。我想起他和敏妮第一次会面的那天，感慨万千。

她走后，拉曼长吁一口气坐下来。婚礼的喇叭吹起来，秋天温煦的阳光倾泻在周围。拉曼坐在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着阿富汗的群山。在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我递给他一张钞票，说：“回到你的家乡、你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送了这份礼，婚礼的排场就须节省些。但我觉得这婚筵格外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要和她的女儿重逢了。

（冰心、倪培耕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