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

阿城

在北京，没事了，在路上看傻子。见多了，心里就给他们分了等儿。不是傻的程度，而是身上干净的程度。第一等是四季一身儿衣裳，脏得赛铁，皮肉也见不着原色。第二等是有四季衣服，但脏是第一等的。第三等是不太脏，有四季衣服，但是旧。第四等是衣服皮肉与常人一样，只剩下一个傻。

夫妻恩爱，终于生下一个孩子，欢喜不尽。可万一生下来的是个傻子，就不大妙。父母家人纵然百般怜爱，可傻儿愣愣磕磕、咿咿呀呀，不甚知觉，大人们终究不是滋味儿。也许就生出百般嫌隙，诸种不和，最终是傻儿倒霉。

我第五次搬家，搬到一条不小的街上。几天了，却还没有发现一个傻子。于是上班就和对面的老李说起来。老李听了，笑一笑，用手抚一抚稀了的头发，说：“你太认真。各家有各家的事儿，哪儿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我知道老李有一个极漂亮的女儿小雯儿，常来单位走动，于是不再说什么。

一天，临到下班，老李慢慢地对我说：“怎么样？上我那儿喝点儿去？”老李喝了酒，便会说些让人觉得又对又不对的字经。以前和他喝酒时，我先评他写的匾额，他就注意听。听完了，用手抚一抚顶，笑一笑，细细地呷一口酒，说：“是啊。其实这个字，就像人。不是说字如其人的那个像，而是体面。人都要体面，字就是人的一面旗。这旗要漂亮、体面。骨力？写出骨力自然高。可一个匾，三教九流，人来人往，谁看骨力呢？ 其实就是看个顺眼。要是人，骨架好，可穿个鸡腿裤，刀螂似的在街上走，变成字，能上匾吗？写字就是写衣。”我觉得有点酒上头，弄不清楚老李的道理，也不和他争辩。

下班了，就骑车随他一起走。老李的北屋是这个院子里最体面的房。虽然院子里高高低低盖了一些砖棚，北屋还是维持着昔日四合院儿上房的体面，干干净净，没有丝毫的累赘。屋里更是素雅。墙有些黄，但绝没有灰尘。大方砖漫地，暗暗地衬着屋里的沉静。一张大漆有些残的条案上有两个胆瓶，彩绘着群仙祝寿、麒麟送子，清末的格式。胆瓶里插着一个奇大的鸡毛掸子，油亮蓬松，还插着几个字轴。条案中央一架玻璃罩的座钟，罗马数字标一圈儿钟点。座钟旁边大概是一台小电视机，套着古铜色的灯芯绒罩。条案两边有一大一小的两个沙发。大沙发上悬一轴字，字漂亮潇洒。

老李和爱人一句一句地商量着，我才得知：原来今天相姑爷。不多时，小雯儿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小雯儿介绍说：“这是严行，我们那儿的同事。”我们三个人一齐笑出声来点头。

大家摆好桌子，老李拉我在他旁边儿坐下。小雯儿和严行坐在一起，忙着就给严行夹菜。老李说：“小严，来，喝一点儿。”严行很客气地静静看老李给我和他斟上酒。老李自己也斟了，把杯端起来。

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响了一下，我分明看到老李的爱人哆嗦了一下，眼睛凄凄地看着老李。老李的细眼里闪过一道光，额角儿腾腾地跳了两下。我回过身儿去，只见门帘掀开一些，一张脸向灯下的人们望着。不用再多看，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傻子。

我回过身来，见老李的爱人慌乱地看着大家。老李顿了一下酒杯，她才醒悟过来，站起身走过去。小雯儿的脸在灯下白得不成样子，愣着眼儿看着严行。小雯儿忽然涌出泪水，很快地站起来，也进到里屋。老李笑得很勉强，说：“喝，喝! ”严行没有动。我端起酒杯，觉得杯里是水，吸了一口，辣极了。

猛听得里屋老李的爱人大声地说：“小雯儿! 这是你兄弟!”

老李控制着声儿说：“小雯儿呀! ”小雯儿眼睛红红地出来，慢慢坐下。严行看着她，问：“怎么了？”小雯儿说：“都是他！”严行说：“怎么都是他？”小雯儿不说话。

老李的爱人有点儿不自在，举着筷子，不知再给严行夹什么好。老李不看别人，只与我讲字经。我觉得这话题太冷落别人，又不能不应付着，忽然开个玩笑说：“老李，你字写到这份儿上，来个晚年变法，怎么样？”

老李停住正在自斟的瓶子。笑出声儿来：“好哇! 我正琢磨着呢，只怕——”

严行忽然说：“我赶明儿跟您学字吧。”老李两口子一下子高兴起来。老李给严行斟上酒，额头又渗出光来，把筷子做笔竖捏着，在空中虚绕绕，说：“这写字，第一要骨力。人看字，看什么呢？就是看个骨力。你要学字，学颜体。颜体不易取巧，非要心宽心正，不能写好。先找多宝塔、东方画赞临着。写好了，再看看鲁公的麻姑、告身，得了气体，再看与夫人帖、鹿脯、争座位、放生池，漂亮，正，不俗不媚。再看裴将军，绝！字如其——”老李忽然发觉我在笑，就用酒杯遮脸，对我说：“不对？”我连忙点头。

老李的爱人又端来一盆汤，热气升起来，裹了灯泡，一个屋子显得暖洋洋的，大家说说笑笑。

吃罢了饭，又喝了茶，看看晚了，我站起来告辞，严行也说回去了。刚要走，严行忽然站住，说：“小雯儿，不送送我吗？”小雯儿一下儿跳下台阶儿，可着嗓子叫了一声儿：“哎——”老李呵呵笑着，用手抚一抚顶，和爱人在门口站了许久。

（有删改）

扎西的菜园子

邢庆杰

扎西的菜园子，是来自山东的援藏干部老马帮扶着弄起来的。

扎西本来对种菜不感兴趣，他已经习惯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放牧生涯。可当他看到老马什么都亲自动手，从翻地、施牛粪、扎棚、育苗，都盯在菜地里干，就不好意思推辞了。扎西一不好意思，干起活来的时候就特别卖力气。

一转眼就要过中秋节了，老马休假回山东。临走，他对扎西详细地交代了管理菜园子的方法。回到家后的第二天中午，饭后，老马正斜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就听到扎西急促的声音：“马顾问！马顾问！你快回来吧！出大事了！”

老马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他定了定神，说：“扎西，别着急，慢慢说，哪里出事了？”“是、是菜园子，菜、菜出事了！”扎西由于激动，有些语无伦次，“毒药，全是毒药，您快来吧！吓死人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毒药，全是红的，您还是快点来吧！我们一家都不敢在菜园边住了。”

老马一听，这个问题严重了，现在，他们这个援藏点上的技术人员都回家过节了，只有自己跑一趟了。

老马坐飞机赶到日喀则，又坐车来到扎西所在的牧区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来到菜园子门口，扎西不敢再往里走了，他指着里边，战战兢兢地对老马说：“那里，就是那里，全红了，像血一样红。”

老马只看了一眼，就有种想哭的感觉。那一片红，是刚刚成熟的西红柿。

想到自己大过节的赶了几千公里路奔到这里，只是因为西红柿成熟了，他就有些生气。但他转念一想，这也不能怪扎西，西藏这个地方，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以前除了萝卜土豆，根本就没有别的蔬菜，扎西从来没有见过成熟的西红柿，这是很正常的。

恐怕，大多数生活在偏远牧区的藏族同胞，都没有见过像西红柿、黄瓜、茄子等内地司空见惯的蔬菜……想到这里，他感觉到鼻子酸酸的，心里沉甸甸的，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老马摘下一个大大的西红柿，用衣角擦了擦，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后又摘下一个递给扎西，说：“你尝尝。”

扎西看了老马一眼，他相信老马不会骗他的，就学老马的样子，狠狠地咬了一大口！顿时，扎西瞪圆了眼睛，说：“好甜！这是糖菜呀！”

扎西的菜园子丰收了，扎西一家吃不了，就到处送人。

老马知道后，给他打电话说：“扎西！帮你种菜，不是让你送人的，你要去卖，以后，这就是你的一项家庭收入。”

扎西惊讶地说：“卖？怎么卖？卖东西多丢人！”

老马知道，传统的藏民，现在还保留着以物易物的习俗，他们还不习惯用人民币来交易。老马就耐心地对扎西说：“扎西，这些东西都是你花力气种出来的，还有大棚、种子等成本，别人拿去吃，给你报酬是应该的，就像你拿牦牛皮去换青稞一样。”

在老马的说服引导下，扎西终于答应去卖菜了。老马帮着扎西把已经成熟的西红柿、茄子、黄瓜摘下来，放在几只篓子里，然后绑在了两头牦牛的背上。

扎西要出发了，老马问：“你不带秤吗？”扎西一愣，问：“秤？秤是什么东西？”老马笑道：“秤是称分量的，没有秤，你怎么按斤收钱？”扎西摇摇头说：“这个你不用管，我们藏民，良心就是秤。”

扎西骑着马，赶着两头牦牛走了。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集市。

老马望着他宽厚的背影，心想：这些菜，按斤论价，怎么也得卖个百八十块的，不知道这个憨家伙能不能卖到钱。

老马钻进了菜园子门口的帐篷里，他要等扎西回来。一觉醒来，老马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老马走下山，远远的，就看到扎西赶着两头牦牛回来了。

看到老马，扎西忽然兴奋起来，他不管那两头牦牛了，打马快跑着赶到老马面前，身姿矫健地跃下马背，有些激动地说：“马顾问，钱，我卖到钱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纸币，炫耀般用双手捧到老马面前。

老马一看，这些钱有五十元的、二十元的、十元的、五元的……大约得三百多块。老马迟疑地问：“这都是今天卖的钱？这么多？”扎西拍拍胸脯说：“是的，都是今天卖的！”老马禁不住好奇，小心翼翼地问：“扎西，你没有秤，怎么收钱呀？”

扎西说：“菜就放在地上，谁喜欢哪样菜就拿走，拿多少都行，钱也是随便给，给多少随心……”老马心里一动，茫然地看着扎西问：“这就是你说的，藏民的良心秤？”扎西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马的眼睛湿润了。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便向他的文雅表示更多的敬意。接着我们便朝我们的家走去,我想,我现在得这样来称呼了。一路上,米考伯先生把街名、拐角地方的房子形状等,直往我脑子里装,要我记住,为的是第二天早上我可以轻易地找到回货行的路。

到达温泽里他的住宅后(我发现,这住宅像他一样破破烂烂,但也跟他一样一切都尽可能装出体面的样子),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米考伯太太是个面目消瘦、憔悴的女人,一点儿也不年轻了。她正坐在小客厅里(楼上的房间里全都空空的,一件家具也没有,成天拉上窗帘,挡住邻居的耳目),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在喂奶。婴儿是双胞胎里的一个。我可以在这儿提一下,在我跟米考伯家的整个交往中,我从来不曾见到,这对双胞胎同时离开过米考伯太太。其中总有一个在吃奶。

他们家另外还有两个孩子:大约四岁的米考伯少爷和大约三岁的米考伯小姐。在这一家人中,还有一个黑皮肤的年轻女人,这个有哼鼻子习惯的女人是这家的仆人。不到半个小时,她就告诉我说,她是“一个孤儿”,来自附近的圣路加济贫院。我的房间就在屋顶的后部,是个闷气的小阁楼,墙上全用模板刷了一种花形,就我那年轻人的想象力来看,那就像是一个蓝色的松饼。房间里家具很少。

“我结婚以前,”米考伯太太带着双胞胎和其他人,领我上楼看房间,坐下来喘口气说,“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当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不得不招个房客来住。不过,既然米考伯先生有困难,所有个人情感上的好恶,也就只好让步了。”

我回答说:“你说得对,太太。”

“眼下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要把我们给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到底是否能渡过这些难关,我不知道。当我跟爸爸妈妈一起过日子时我真的不懂,我现在用的‘困难’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不过经验能让人懂得一切——正像爸爸时常说的那样。”

…………

“要是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们不肯给他宽限时间,”米考伯太太说,“那他们就得自食其果了。这件事越快了结越好。石头是榨不出血来的。眼下米考伯先生根本还不了债,更不要说要他出诉讼费了。”

…………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尽过最大的努力,我毫不怀疑,她的确如此,想过一切办法。朝街的大门正中,全让一块大铜牌给挡住了,牌上刻有“米考伯太太青年女子寄宿学舍”的字样,可是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青年女子在这一带上学,没有见到有什么青年女子来过这儿,或者打算来这儿,也没见过米考伯太太为接待什么青年女子作过任何准备。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上门来的人,只有债主。这班人没日没夜地找上门来,其中有的人凶得不得了。有个满脸污垢的男人,我想他是个鞋匠,经常在早上7点就挤进过道,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大喊大叫:“喂,你给我下来!你还没出门,这你知道。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别想躲着,这你知道,那太不要脸了。要是我是你,我绝不会这样不要脸面。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反正得还我们钱,你听到了没有?喂,你给我下来!”他这样骂了一通后,仍旧得不到回答,火气就更大了,于是就骂出“骗子”“强盗”这些字眼来。连这些字眼也不起作用时,有时他就跑到街对面,对着三楼的窗子大声叫骂,他知道米考伯先生住在哪一层。遇到这种时候,米考伯先生真是又伤心,又羞愧,甚至悲惨得不能自制,用一把剃刀作出抹脖子的动作来(这是有一次他太太大声尖叫起来我才知道的)。可是在这过后还不到半个小时,他就特别用心地擦亮自己的皮鞋,然后哼着一支曲子,摆出比平时更加高贵的架势,走出门去了。米考伯太太也同样能屈能伸。我曾看到,她在3点钟时为缴税的事急得死去活来,可是到了4点钟,她就吃起炸羊排,喝起热麦酒来了(这是典当掉两把银茶匙后买来的)。有一次,她家刚被法院强制执行,没收了财产,我碰巧提前在6点钟回家,只见她躺在壁炉前(当然还带着一对双胞胎),头发散乱,披在脸上,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炉子旁炸牛排,一面告诉我她爸妈以及经常来往的朋友们的事。我从未见过她的兴致有比那天晚上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