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层面来说，语言能力是人类喉头在喉部降低的结果，这使我们的祖先能发出比其他所有灵长目动物更多的声音。我们为此付出的生物学代价也很高，因为较高的喉头能使我们同时呼吸和吞咽。而喉头降低后，我们吃饭时便有窒息的风险。同时，连接喉头与舌根的舌骨也改变了位置，有助于发声。从化石记录来看，这发生在70万年前至60万年前，那时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的共同祖先或许都有一根“现代的”舌骨。我们特殊的呼吸控制能力似乎也起源于此时，这种能力在说话时至关重要。

化石颅骨的模型表明，尼安德特人有相当于我们的布罗卡区的大脑构造。这个区域对于说话、理解语言，以及感知有意义的手势至关重要。事实上，手势可能是关键的一环：研究表明，黑猩猩在发声时会反复使用手语，这表示早期语言可能不是只有声音。然而，大脑不同部位执行的功能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即使其他人拥有与我们相似的脑结构，也可能未将其用于语言。

我们祖先留下的手工艺品是更好的证据。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10万年前至5万年前南非早期智人创造的手工艺品。例如，在布隆伯斯洞穴，人们把赭石块敲打成型，并在其表面小心刻画精巧的交叉影线图案。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同样位于南非的迪克鲁夫岩窟里的鸵鸟蛋壳。鸵鸟蛋壳上刻有复杂的几何图案，且在不同时间有所修改，表明意义发生过改变。然而还有更为古老的。一块来自印度尼西亚特里尼尔的贝壳上面有直立人刻出的锯齿状曲形纹理。这表明一些人类的共同祖先曾使用图形符号，所以可能也发明了语言——这一事实得到了身体构造方面证据的支持。

另一种符号证据来自个人饰品，它们通常会传达社会意义——比如个人身份或群体归属——而这些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建立起来。例如，在珍珠最初得到使用的时期，雕刻也变得更为常见；以色列斯胡尔洞穴的珍珠可追溯到13.5万年前至10万年前，而摩洛哥的鸽子洞的珍珠可追溯到8万年前。在布隆伯斯洞穴，从地层中挖掘出来的成串的珠子也可追溯到约8万年前，许多珠子上有抛光部位，表明它们曾穿在一起，有可能是用作项链。上面的纹理还表明，珠子的排列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说明它们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其意义在不断发展，就像迪克鲁夫的蛋壳一样。

综上所述，证据表明：在７万年前智人已经形成了符号文化和语言，而尼安德特人也独立做到了这一点。然而，语言用于叙述及讲故事的证据出现时间较晚，约在4.5万年前。例如，德国霍伦施泰因·施塔德发现的著名狮人牙雕雕刻于约4万年前。它将狮子的头部与人的身体结合起来，既展现了艺术家想象力的飞跃，又是赋予其意义的一种叙述方式。

稍晚于此的欧洲岩画艺术是旧石器时代叙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法国拉斯科有一幅岩画，绘于约1.7万年前，描绘了一只受伤的野牛在顶一名男子，男子身子下有几根落下的标枪，旁边有一根线，上面站着一只鸟。人们对此场景有许多解释，但所有解释都认为，只有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情境下，男子、野牛及鸟同时出现才讲得通。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充满意义与象征的口头传统，是旧石器时代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持续过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那是我们首次理解周围世界的尝试，采用的方法是赋予其一种叙事形态。   

（摘编自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徐彬 谭滢 王小琛译）

唐代既是墓志创作的鼎盛期，也是墓志文体的重要变革期。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多种文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为唐代墓志文体吸收其他文体之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墓志文体发展至初唐，逐渐固定为单一、程式化的叙述范式，内容多歌功颂德，浮泛空洞，实用性与叙事性有余而抒情性不足。体式既定，难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个性张扬、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强烈批判，激发出他们变革墓志文体的创新意识。而唐代文人往往多体兼擅，亦是唐代墓志文体得以顺利完成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墓志虽也称颂逝者，抒发哀悼之情，但侧重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 而哀祭文虽也追记逝者的生平，但偏重于述哀，抒情色彩更为浓厚。唐代墓志文体多方借鉴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墓志由传统的以叙述墓主生平事功为主，逐渐转变为叙述与抒情并重，极大地增强了墓志这一实用文体的情感张力。此外，唐代墓志经常借用哀祭文擅长运用议论的手法，以宣泄沉痛的悼亡情感，激起读者的共鸣，增强艺术感染力，深化作品的情感内蕴。无怪乎储欣盛赞韩愈《 李元宾墓志铭》“铭词与《 祭十二郎》相埒( 等同) ，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虽然储欣此言仅是说明二文因采用同一修辞手法，而达到了近乎一致的艺术感染力，但这可作为唐代墓志借鉴哀祭文的有力证据。

唐代墓志作家在墓志撰写过程中，有意纠正六朝以来墓志创作逐渐千人一面、缺乏人物个性的弊端，往往借鉴史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墓志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并非单纯的史实记录，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彰显传主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除史实的真实之外，传记还可以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的真实，亦即叙述的真实。例如杜牧的《 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二鬼诱使龚轺坠马而亡的叙写，奇幻而多姿，极具戏剧效果。

墓志作为一种应用于丧葬活动的实用文体，不仅有记载墓主家世及生平经历的序文，而且也有颂扬墓主功业德行的铭文。墓志的铭文部分一般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对序文内容进行综括，以抒发伤悼之情。但墓志发展至唐代，富于创新精神的墓志作家们丰富了铭文部分的变化，四言之外，三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均有，如《王氏殇女墓志》等，这无疑是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

( 选自李秀敏《 唐代墓志铭： 风流难掩社稷功》) ，有删改)。